水滸傳著者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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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滸傳》著者問題研究浦海涅江蘇蘇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在明清文學的寶庫中，《水滸》一書實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宏篇巨制，然而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時至今日，我們仍無法對這部奇書的著者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這也造成了目前學術界對于“水滸著者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進入近代以來，學術界對于水滸著者研究的基本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歷史上并不存在施耐庵其人。胡適先生1921年就在《水滸傳考證》中提出：“‘施耐庵’大概就是‘烏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個假托的名字?！濒斞赶壬伤疂G版本入手，繼而于1923年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提出“疑施（

2、耐庵）乃為演為繁本者之托名”。學者戴不凡等又提出“施耐庵實無其人”，而是明正德、嘉靖年間武定侯郭勛托名或為其門客托名所作?！〉诙N觀點是以羅爾綱、王曉家諸先生為代表，主張把《水滸》創(chuàng)作的功勞記在羅貫中的名下。持此論者通過將《水滸》與其它羅著小說進行比較，聯(lián)系明清史料中對于羅貫中生平的記述，從而分析得出《水滸》為羅貫中所著的論斷。第三種觀點認為《水滸》作者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目前大多數(shù)論著均主此說。隨著上世紀80年代大豐、興化等地施氏文物史料的發(fā)現(xiàn)，更極大地支持了這一觀點。第四種觀點則是主張《水滸》的著作權當由施耐庵與羅貫中分享，即施羅合著說。這里的合著并非特

3、指兩人在同一時間地點共同創(chuàng)作《水滸》，而是就兩人各自在《水滸》成書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來談的。這種觀點因為有較大的兼容并蓄的空間，因而支持者亦是為數(shù)眾多。試觀以上四種觀點，從對施耐庵的態(tài)度來看，前兩種否認施氏的存在，后兩種觀點則肯定了施耐庵的存在?！笆┲f”與“施羅合著說”盡管在羅貫中在水滸創(chuàng)作過程中所處的地位方面存在分歧，但在肯定施耐庵確有其人方面其實是一致的。而持否認態(tài)度的兩種觀點，由于近年來《水滸》研究的不斷深入，大批史料的相繼發(fā)現(xiàn)，支持托名說觀點的學者已日見減少；支持羅著說觀點的學者雖仍大有人在，但其在論證過程中論據(jù)疑點較多，方法也值得商榷。接下來，我將

4、主要對羅爾綱先生在《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研究》一書中的某些觀點提出商榷。一、由前人文獻看水滸著者問題　　歷史上關于《水滸》著者的論述甚少，可供援引的也只有寥寥數(shù)條，且這數(shù)條之中尚存在一個辨?zhèn)未嬲娴倪^程?！　×_爾綱先生在《水滸真義考》一文第三節(jié)，首先援引了高儒、郎瑛的論述。高儒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著的《百川書志》卷六史部野史中說道：“《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郎瑛在所著《七修類稿》卷23中也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端谓酚衷诲X塘施耐庵的本?！眱烧呔岢隽恕笆┍玖_編”的觀點。所謂“羅編”應當也就是羅貫中在

5、施耐庵原著《水滸》的基礎上加以一定的潤色，然后編輯付梓，即郎瑛所說的：“原亦有跡，因而增益編成之耳。”這里的“原跡”不是施耐庵所作的《水滸》的“本”，又是什么？羅爾綱先生在這里只肯定了“羅編”，而對“施本”的存在避而不談，似乎有些片面了。而后羅先生又引清人章學誠論及《三國》模仿《水滸》的話。然章氏的觀點只是認為《三國》、《水滸》之中存在相似的地方，羅先生卻把兩者在某些方面的相似說成兩書為一人所著的論據(jù)，殊不知“真理向前走一小步即成謬誤”?！　×_爾綱先生之所以否認施耐庵的存在，關鍵在于施氏的生平目前尚未確定。明人胡應麟說：“世傳施號耐庵，名字竟不可考?！辈豢煽?/p>

6、，在羅先生這里就等同于無此人了。試想，戶籍制度如此完善的今日，中國仍有為數(shù)不少的黑戶口，更何況是元末明初那樣一個動蕩不安的社會?！　×_爾綱先生在《水滸真義考》一文中還提到羅貫中生平的問題，引用明人田汝成、王圻的論述，結合賈仲明在《續(xù)錄鬼簿》中的論述，以為“足證確有羅貫中其人其事”，但我們細細分析一下這些論據(jù)，又不難發(fā)現(xiàn)問題頗多。賈仲明著《續(xù)錄鬼簿》中說：“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終。”學界一向認為賈說真實可信，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證明羅貫中確有其人，是否

7、為《三國》、《水滸》諸書的作者，賈仲明并未說明。至于羅爾綱先生所引田汝成在《西湖游覽志余》卷25中的論述，真實性就可疑了。田認為羅貫中是南宋時人，因著《水滸》子孫三代皆啞。姑且不論我們目前并沒有關于羅貫中子孫情況的任何旁證，單就這個“三代皆啞”來看就更像是封建衛(wèi)道士對所謂“壞人心術”者的詛咒，實屬不足為據(jù)的無稽之說。田汝成是嘉靖五年進士，其書亦當作于嘉靖年間，其書中大量涉及因果報應、六道輪回等宿命論思想，作者為了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所述亦多是不可稽考或是道聽途說的故事，所以，試想一個明代中葉的人對于他假想為南宋人的羅貫中的荒誕不經(jīng)的記述又怎能作為一個嚴謹

8、的學者用以證明自己觀點的論據(jù)呢？至于王圻所著《續(xù)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