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期門羽林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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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代期門羽林考釋期門、羽林是漢代中央軍的重要構成之一。以往，史家對此雖有提及，但語焉不詳，疑竇亦多。本文擬就幾個主要問題做些初步考索和闡述，就教于方家。一、期門、羽林的始設時間與意圖期門、羽林皆為漢代的宮廷禁軍。期門，掌執(zhí)兵宿衛(wèi)，因皇帝微行，以之“期諸殿門”故稱。平帝時更名虎賁，“若虎賁獸”，言其勇猛。羽林，初名“建章營騎”，以警衛(wèi)建章宮得名，后改為羽林，取其“為國羽翼，如林之盛”之義。期門、羽林皆屬光祿勛。然二者的始設時間，乃有先后之別。“羽林”的創(chuàng)設時間，文獻記載一致。如《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羽林掌送

2、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又《后漢書·順帝紀》注引《漢官儀》曰：“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后更名羽林?！边@兩處材料，都記羽林初置于太初元年，這是很明確的。但“期門”始設于何時?文獻記載卻存異說?；蛟扑谖牡壑畷r已有；或曰它始置于武帝初年。稱漢文帝之時已有“期門”者，見于應劭的《風俗通義》所載，劉向對成帝曰：“文帝時政頗遺失……又為微行，數幸〔鄧〕通家。文帝代服衣，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薄短接[》卷八八從《風俗通義》之說，同樣認為漢文帝時期

3、已有期門的建置。竊疑上述引文中的“文帝”，當為“武帝”之誤。因為據《史記》、《漢書》所示，作為特有含義的“期門”，并非始于文帝之時；“漸臺”，見《漢書·郊祀志》，屬“建章宮”，造于武帝時期。于此，文帝“獵漸臺下”，乃無可能。如果應劭《風俗通義》所記的“期門”等同于“虎賁”，則先秦時期便已有之。例如《尚書·牧誓》說：“武王虎賁三百人”?！秶Z·魯語下》：“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御災害也?！庇帧吨芏Y·夏官》也有“虎賁氏”之稱。然先秦時的虎賁，與漢代的虎賁卻是名同實異。不僅彼此的任務、不同，而且在時間序

4、列上，將“期門”稱作“虎賁”是平帝以后的事。故漢文帝時期，既沒有“期門”，更無特有含義的“虎賁”?！捌陂T”創(chuàng)設于漢武帝初年的說法當屬可信，亦符合史實，有大量的文獻記錄可征，例如《漢書·東方朔傳》：“建元三年(前138年)，微行始出……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漢書·百官公卿表》：“期門掌執(zhí)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后漢書·明帝紀》注引《漢官儀》：“

5、孝武建元三年，初置期門；平帝元始元年(1年)，更名虎賁郎。”期門在“建元三年初置”，當是實錄。諸多史實表明，有漢一代，在文帝之時未設“期門”，禁軍也不稱“虎賁”。西漢只是自武帝建元三年至哀帝元壽二年(前1年)之間才稱期門。如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宣帝地節(jié)四年(前66年)，“詔封告霍氏反謀者……期門董忠(為列侯)。”[1]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盵2]但從平帝元始元年開始，在史籍中便少見“期門”字樣，而多用“虎賁”

6、的稱謂。東漢之初，雖然一度恢復了“期門”之號，事見《后漢書》之《姚期傳》、《馬成傳》、《陰興傳》，然而不久，卻又改用了“虎賁”之名，它和羽林并存，一直沿襲到東漢后期。漢武帝創(chuàng)設期門、羽林的意圖是什么?《史記》、《漢書》未作明確的交待。長期以來，一些學者認為：漢武帝創(chuàng)設期門、羽林是“為了平衡南北軍力量”。由于當時北軍擴建了“八校尉”，故南軍也就設置了“期門、羽林軍”[3]。這種意見揭示了皇權對軍權的控制，有可取之處，但其結論仍可商榷。因為：(一)從它們的設置時間看，并非先有北軍“八校尉”，而后為了平衡與南軍的力

7、量，才再擴建“期門”。史稱：“武帝平百粵，內增七?！盵4]?！凹爸聊匣浄础瓭h乃發(fā)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5]。由此說明，八校尉之設，應是在元狩元年(前110年)以后的事，而不是在建元三年始置期門之前。這里涉及時間的先后序列及因果關系問題，不容含混。(二)武帝之初，漢廷已經擁有一支較強的北軍，如果要平衡力量，則南軍不當減省，但事實上，漢武帝卻將已有的兩萬衛(wèi)士(南軍)裁掉了一半。所以僅從南北軍的力量對比上尋求答案，顯然是不全面的。(三)將郎衛(wèi)系統(tǒng)的期門、羽林統(tǒng)統(tǒng)列入南軍，既模糊了中央直轄軍的三大構成部分

8、，也忽略了宮廷禁軍的獨立地位，顯然與史不合(后詳)。所以，總的來講，那種認為增設期門、羽林是為了平衡南北軍力量的說法，尚難令人贊同?？贾T史實，漢武帝創(chuàng)設期門、羽林的真實意圖，主要是為了貫徹“居重馭輕”的建軍方針，進一步確立中央軍的優(yōu)勢地位；同時，由于當時復雜的社會問題和民族矛盾，長期對外用兵，內部防務空虛等因素，因此武帝在軍制改革的過程中，采取措施強化貼身禁衛(wèi)。眾所周知，從秦至漢初，皇帝的貼身禁衛(wèi)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