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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名人秘書”蘇軾談秘書的思想作風摘要：蘇軾不僅是杰出的文學藝術家、人民喜愛的政治家，他在漫長的從政生涯中，還是一位“名人秘書”。他的工作精神和思想作風，對現(xiàn)今的秘書人員來講，都具有借鑒意義。從秘書學的角度來解讀古代文人蘇軾，也有助于我們對蘇軾有全新的認識。關鍵詞：蘇軾秘書能力過去，學術界主要是在文學領域或是政治領域研宄蘇軾，很少從秘書學的角度對蘇軾進行探討。實際上，為了讓今人更好地對古代秘書工作發(fā)展的規(guī)律有所了解，更好地指導現(xiàn)今的秘書工作，把蘇軾作為“歷史上當過秘書的名人”也就是本文所謂的“名人秘書”來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當然，這也有助于我們從全新的視
2、角__秘書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位古代全才蘇軾。蘇軾當秘書不是掛虛銜，而是真真正正的秘書，甚至一度當上了高級秘書。蘇軾在哲宗即位后，被召還京，先后任禮部郎中、起居舍人（皇帝近臣）、中書舍人（參與國家機密）、翰林學士。翰林學士專掌制誥（皇帝詔令），是皇帝最親近的顧問兼秘書。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蘇又被擢為翰林學士兼仕讀，仕讀是皇帝的老師，是高級翰林。盡管蘇軾的秘書生涯在他整個的從政過程中所占比重不大，但是他無論在朝在野，都在持續(xù)著一項重要的秘書工作__利用文字向上進言，幾乎未曾間斷過。因此，本文將蘇軾稱為“當秘書的名人”，即“名人秘書”。秘書人員必須具有良
3、好的思想修養(yǎng)和工作作風。蘇軾不僅在文學上成就輝煌，他在從政生涯中所體現(xiàn)的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嚴謹?shù)墓ぷ髯黠L，對我們現(xiàn)今的秘書人員來說，也有許多值得學習和仿效的地方。第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秘書工作的特點是繁重、瑣碎、常居幕后而又責任重大。這就要求秘書人員能任勞任怨，不為名、不為利，甘當無名英雄。秘書經(jīng)常擬稿，但自己不署名，也不拿稿費;秘書組織會議，但自己從不坐上主席臺；秘書經(jīng)常熬夜，節(jié)假日不能休息；秘書經(jīng)常出差，東奔西走；秘書的工作有時還得不到別人的諒解，得不到社會的公認。這種種事實說明，沒有一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心是當不了好秘書的?？v觀蘇東坡一生之言行
4、，愛民、憂民是貫穿他全部政治生活的一條紅線，也是他終身不渝的人生信念和從政基準。蘇東坡一生所寫的奏議大約有200件之多，其中直接為百姓請命或為了維護百姓利益而寫的奏議大約有50件，約占總數(shù)的四分之一。須知，他宦海沉浮一生，有多少事須向朝廷寫奏議??！所以，四分之一的比例實在不算少了。蘇東坡不僅為民代言，為民請命，還身體力行地為人民辦實事好事。他在鳳翔改革衙前役制度，在密州為農(nóng)事求雨和滅蝗以及組織收養(yǎng)棄兒，在徐州組織抗洪保民，在杭州組織賑濟災民和開浚西湖、疏浚城中運河以及修復六井，在潁州治理溝渠、疏治西湖和阻止新開八丈溝，即使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無權問事，
5、依然心系百姓，不忘為民，如在黃州制止殺嬰之風，在惠州助修東新橋和西新橋，還積極熱心地向盛產(chǎn)稻米的浙江推薦秧馬，在儋州辦私立“民族學院”（郗伯康語）傳播中原文化……這些為民造福的事例不勝枚舉，不僅受到當時的人民贊揚，也為后世傳頌。第二，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秘書人員的工作不僅要對組織、對領導負責，更重要的是對國家、對人民負責。這就要求秘書人員敢于堅持原則，而不是無原則地盲目服從。在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發(fā)生矛盾時，要服從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本著這種精神，秘書人員對領導的錯誤行為或不正之風不能包庇、慫恿，而應該敢于直諫，規(guī)勸。秘書不僅要當領導的助
6、手，也要當領導的浄友。蘇東坡之所以要批評、反對王安石變法，主要還是為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例如，他反對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主要是因為青苗法利用官家權力向全體百姓放債取利，是盤剝百姓以富國家之法，對老百姓尤其是貧困的老百姓沒有多大好處；他反對王安石推行的募役法亦如是。所以，當王安石變法傷害到老百姓利益的時候，他就不顧個人安危甚至冒著生命危險站出來反對王安石變法?？v然皇帝高高在上，但每當皇帝和以皇帝為代表的統(tǒng)治集團傷害到人民時，蘇東坡總是要站出來批評反對。就連神宗皇帝為過好元宵節(jié)要減價收買4000盞浙燈這樣的小事，他都要上書批評皇帝，說“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
7、奪其（舉債出息的賣燈之民）口體必用之資”，還勸皇帝不要亂花老百姓的血汗錢。第三，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條件。秘書人員必須在任何場合、任何工作中做到實事求是：擬寫文稿、引用材料要實事求是；到下面去檢查工作要實事求是；向領導匯報情況要實事求是；總結(jié)工作成績、缺點也要實事求是。秘書不能報喜不報憂，更不能弄虛作假。蘇軾在此方面亦做得很好。例如，元豐八年（1086）蘇軾被起知登州。他在赴、離登州任中，親見“舊日京東販鹽小客”在榷鹽后“無以為生，大半去為盜賊”，但朝中有人卻說，“近歲京東榷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面對此謊言，他非常氣憤。于是，他以“前
8、知登州軍州事”的身份向朝廷呈上了《乞罷登萊榷鹽狀》，說在登州和與登州相鄰的萊州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