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guān)問題之檢討（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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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guān)問題之檢討（下）論文..畢業(yè)五黃宗羲之所以要作《明儒學案》，一方面固然是不滿於海門的《聖學宗傳》和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希望較爲客觀、周延地反映有明一代儒學的面貌。而另一方面，爲陽明學澄清、辯護，不能不說是黃宗羲心中非常強烈的動機與願望。這在其〈復(fù)秦燈巖書〉1和〈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中均有明確的反映。2透過《明儒學案》，我們看到明代的儒學幾乎是陽明學的天下，但陽明學從産生之日起，其實一直受到居於正統(tǒng)地位的朱子學的批評。雖然在隆慶、萬曆年間達到鼎盛..畢業(yè)，並以陽明獲得從祀而取得官方正統(tǒng)的認可，3但旋即開始衰落

2、。4不僅在明亡之前由於其流弊叢生，已經(jīng)開始受到各方面的嚴厲批評，尤其明亡之後，當時的知識份子激于亡國之痛，更是對陽明學痛加詬病。既湧現(xiàn)了一大批學宗朱子的學者，如陸世儀（1611─1672，字道威，號桴亭）、張履祥（1611─1674，字考夫，號念芝，稱楊園先生）、呂留良（1629─1683，一名光輪，字用晦，號晚村）、熊賜履（1635─1709，號愚齋）、李光地（1642─1718，號安溪）、陸隴其（1630─1692，字稼書）、張伯行（1651─1725，字孝先，號敬庵）等人，與之相應(yīng)，也出現(xiàn)了相當站在朱子學立場批評王學的著述，如熊賜履之《學統(tǒng)

3、》、張烈（1622─1685，字武承，號孜堂）之《王學質(zhì)疑》、張伯行之《性理正宗》等等。5明中期王學興盛時便已有兩部批判陽明學的力作，即羅欽順（1465-1547，字允升，號整庵）的《困知記》和陳建（1469─1567，號清瀾）的《學蔀通辨》，與之相較，這些著述在基本立場上皆可謂完全一致。此外，康熙皇帝在朝堂之上反復(fù)提倡並認真講習朱子學的行爲，6無疑也爲朱子學的再興以及對陽明學的批判意識型態(tài)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據(jù)。在黃宗羲撰寫《明儒學案》的時代，思想界對陽明學的討伐可以說已經(jīng)達到了空前的境地。這一聲勢在當時的思想界幾乎無人可以阻擋，風氣所至，黃宗羲亦

4、難免不爲其所裹協(xié)。因此，黃宗羲雖欲還陽明學之清白，但《明儒學案》中伸張陽明學的方式，已經(jīng)要從肯定朱子學的正統(tǒng)地位出發(fā)，以當時對陽明學的基本批評爲前提了。在爲陽明學辯護的代表性文字之一〈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中，黃宗羲首先要說「以程朱爲正統(tǒng)，是矣」，7便是明證?！端膸烊珪偰刻嵋吩谡摷啊睹魅鍖W案》時所謂：「宗羲生於姚江，欲抑王尊薛則不甘，欲抑薛尊王則不敢。故于薛之徒，陽爲引重，而陰致微詞；于王之徒，外示擊排，而中存調(diào)護?！?固然有清代朱子學的門戶因素，但也恰恰從側(cè)面反映出黃宗羲面對批判陽明學的風潮，已經(jīng)無法採取正面積極回應(yīng)的辯護方式了。另外，當

5、時代表官方意識型態(tài)的明史館在擬修《明史》〈道學傳〉時，站在朱子學的立場提出了批評陽明學的四條綱領(lǐng)：一、以程朱一派爲正統(tǒng)；二、批判陳獻章（1428─1500，字公甫，號石齋，稱白沙先生）、王陽明、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號甘泉）等人思想宗旨不合于程朱；三、批判浙東學派之流弊；四、認爲學術(shù)多元流弊甚大，宜總歸程朱一脈。9對此，黃宗羲便作〈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分別予以回應(yīng)，其中，在承認「以程朱爲正統(tǒng)，是矣」的前提下，尤其爲浙東學派進行了辯護：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shù)，自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

6、理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高攀龍）雲(yún)：薛文清（薛瑄）、呂涇野（呂柟）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殆及先師蕺山，學術(shù)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蕺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nèi)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離其流弊之失，無乃刻乎？10相對而言，在回應(yīng)史館的四點中，黃宗羲爲浙東學派所做的辯解是最強勢的。由此可見，在當時尊朱黜王的大勢下，至少就黃宗羲的感受來說，浙東學派是首當其衝的。明清之際，無論是內(nèi)在批判還是外在攻擊，自始至終，對陽明學的種種批評都有一個基本的焦點與核心，那便是認爲它與禪宗難脫干系。儒學內(nèi)

7、聖方面的脫略功夫與外王方面的不切實用，幾乎都可以歸結(jié)爲夾雜禪學的究心虛寂。這在黃宗羲的時代尤其如此。而黃宗羲在諸多王門學案中最推崇的是「江右王門」而非「浙中王門」，所謂「姚江之學，惟江右得其傳?！菚r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案：此當指龍溪），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1並且在「江右王門」中又特別表彰並非陽明親傳的聶豹（1487─1563，字文蔚，號雙江）、羅洪先（1504─1564，字達夫，號念庵），12大概與思想界的壓力和禪學的忌諱頗有關(guān)係。13因此，要爲陽明學辯護，最重要的便是需要劃清它與禪宗的界線。通觀《明儒學案》，

8、黃宗羲對那些接近禪宗儒者的批評隨處可見。對儒學與禪學的糾纏不清，黃宗羲也辨析不遺餘力而顯得大費周章。這一切，皆莫不與當時的情勢有關(guān)。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