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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5期晉、陜出土東夷系玉器的啟示●鄧淑蘋(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的起迄應(yīng)為公元前2698至2206年。那么,黃一、前言帝應(yīng)該在這段時期中的初期,也就是公元前兩千六、七百年。1997年秋,我曾赴太原參觀晉陜豫三省總之,根據(jù)前面的分析,黃帝與蚩尤的古玉聯(lián)展。1998年春,又赴西安參觀了許多涿鹿大戰(zhàn),大約就發(fā)生在公元前第四千紀的出土的古玉。在這兩次的旅行中,看到的重后段至第三千紀的前段,也就是公元前三千要古玉甚多,但最富有啟發(fā)性的,是幾件東年前后。夷系的玉器。在這個史無前例的大斗爭后,東夷族群大家都知道,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時,東里的一些支族
2、,逐步地向西、向南遷徙。但①夷的主要地盤之一是在山東半島。東夷族是,東夷族群特有的宗教信仰,以及在玉禮大勢盛,本身就是由許多支族聚合而成。長器上雕琢神礻氏祖先紋飾的傳統(tǒng),也跟著各支期的人口膨脹,勢力擴張到某個程度,一定族的遷徙而傳播。由于玉是美麗而不朽的物會與鄰邦發(fā)生沖突,而與東夷集團來往最頻質(zhì),玉器更是先民用以溝通人神的禮器,無繁、關(guān)系最緊密、斗爭最激烈的,就是以黃論其造形、花紋,或是上面所刻的符號,常河中上游為主要基地的華夏集團了。兩大集都隱含了特殊的、形而上的意義。所以,由團之間的爭斗,以華夏族的首領(lǐng)黃帝,與東東夷系玉器的散布,與形制花紋的演變,
3、可夷族的頭目蚩尤,二者之間的涿鹿大戰(zhàn)最為以追溯東夷支族的遷徙情況。有名。由于“黃帝”究竟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在過去,大部分的東夷系玉器,都是沒家?還是可以傳承數(shù)代的某一氏族首領(lǐng)的名有出土證據(jù)的傳世器或流散品④。1972年,劉號?尚無法確知,所以,涿鹿大戰(zhàn)的確切年敦愿教授公布了征集自山東日照兩城鎮(zhèn)的玉代,也難有定論。圭(圖一,1)后⑤,學(xué)者們多據(jù)此將一些風(fēng)蘇秉琦先生曾對“五帝時代”提出中肯格相近的傳世器與流散品,歸之為山東龍山的看法,他根據(jù)《史記·五帝本紀》敘述黃文化,也就是以鳥為主要宗教象征的東夷族帝時代的社會情況為“遷徙往來無常處,以群的遺物。林已奈夫先
4、生、巫鴻先生以及筆師兵為營衛(wèi)”,認為五帝時代的上限應(yīng)不早于者,都曾撰文討論⑥。但在1989年以后,江仰韶時代后期。而整個五帝時代可分為前后漢平原上的石家河文化玉器逐漸大量公諸于②兩期,約相當于仰韶與龍山二期的分界。據(jù)世⑦,石家河文化玉器具有濃厚的山東龍山此,五帝時代的第一階段——黃帝時代,應(yīng)文化的風(fēng)格,但二者地理分布頗遠。對此,楊落在仰韶后期,也就是公元前3500至2800建芳先生曾提出“移民”說,來解釋這一奇③年內(nèi)。但是若依據(jù)傳統(tǒng)的三統(tǒng)歷,五帝時代特現(xiàn)象⑧?！?5—紋的現(xiàn)象,多解釋為:在東西兩大族群的征戰(zhàn)中,東夷族擄獲了華夏族的玉器,如大刀、圭、戚等
5、,再加以改刀,加雕自己族系的神bl祖紋。之后,我于1997年秋與1998年春,分別在太原、西安看到出土的東夷系玉器。由于它們都有確切的出土地點,提供了新的思bm考方向。乃又撰寫另一篇專文。在該文中,我參考了古史傳說中有關(guān)氏族遷徙的資料,提出新的解釋。本文是延續(xù)這一系列研究所撰的嘗試性論文。主要是對由黃帝所主導(dǎo)的一場奠定華夏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地位的戰(zhàn)役——涿鹿大戰(zhàn)后,非主流的東夷文化的流傳與變遷,提出討論。在本文中,我側(cè)重介紹在山西、陜西所見的東夷系玉器,除了在前述論文中討論過的兩件有刃器外,還有一件玉神祖像,與一件雕了混合三大族系風(fēng)格的玉琮。它們各有圖一
6、11山東龍山文化玉圭(高18厘米,日照兩城鎮(zhèn)出土,不同的重要性。《考古》1972年4期)21山東龍山文化玉戚(高1617厘米,五蓮丹土出土,《故宮文物月刊》)31石家河二、典型東夷玉器簡介文化(?)玉神祖頭像(高415厘米,石峁出土?！豆蕦m文物月刊》)41良渚文化玉琮(高414厘米,瑤山出在討論4件出土于晉、陜的東夷系玉器土,《文物》1988年1期,頁40)51良渚文化琮形玉鐲(高319厘米,福泉山出土,《良渚文化特展》1997,之前,要先將典型的東夷玉器上的花紋名稱,臺中,自然科學(xué)博物館,圖30)略加定義。這類玉器甚多,為節(jié)省篇幅,在1996年秋,筆
7、者參加在余杭舉行的,慶此僅介紹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典藏的3件。其祝良渚文化發(fā)現(xiàn)60周年的學(xué)術(shù)會議。在南京中2件玉圭屬清宮舊藏,除了原有的花紋外,博物館出版的論文集中,公布了征集自江蘇還加雕了18世紀時,清高宗乾隆皇帝為它們溧陽的玉圭。由于這是一件出土于良渚文化所賦的詩篇,以及乾隆皇帝的璽文。在過去的地盤,但具有濃厚的山東龍山文化的玉圭,的出版品上,都刊出全器的圖片,在本文中,對于它的文化歸屬,學(xué)者之間有了兩派不同我擬以線繪圖的方式,還原未刻詩篇與璽文⑨的意見。為此,我與同行的友人,在汪遵國前的樣子。第3件是近日購藏的玉戚,雖然先生與汪青青女士的協(xié)助下,在存
8、放該玉圭斷接且殘缺,但意義重大。亦以線繪圖表示。的常州博物館中,仔細地觀察了它。回臺后,11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