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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王明,博古等人"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問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這次會議開始確立實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一、會議背景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后，在中國共
2、產黨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得遵義會議會址(圖一)到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在這種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迫使紅軍放棄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并且把戰(zhàn)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致使敵人有充分的時間調集兵力，對紅軍實行圍追堵截，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為了擺脫尾追和堵擊的敵軍，毛澤東同志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企圖，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zhèn)遵義。二、參會人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秦邦憲(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
3、，1926年留學蘇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遵義會議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學德國進修社會學和哲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陳云(1905年-1995年)學徒工出身，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張聞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院畢業(yè)，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屆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
4、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周恩來(1898年-1976年)曾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遵義會議會址，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鄧發(fā)(1906年-1946年)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局長。劉少奇(1898年-1969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長征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黎平會議后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參加會議的
5、其他人員劉伯承(1892年-1986年)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舊址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林彪(1907年-1971年)紅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1899年-1992年)紅一軍團政治委員。彭德懷(1898年-1974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1899年-1989年)紅五軍團政治委員。三、會議起因湘江戰(zhàn)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xù)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
6、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tài)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遵義會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chuàng)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分
7、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于12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qū)，然后向川南創(chuàng)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zhàn)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于作戰(zhàn)方針，以及作戰(zhàn)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