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儀式觀：一種獨特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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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播儀式觀：一種獨特的傳播研究方法米莉商丘師范學院新聞傳播學系[摘要]20世紀70年代，美國著名的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在吸收芝加哥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學派、英尼斯、麥克盧漢以及美國人類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茲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傳播儀式觀，不僅對目前面臨困境的主流傳播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更重要的是，儀式觀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傳播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研究方法。[關鍵詞]傳播儀式觀；方法論；詹姆斯?W?凱瑞詹姆斯·W·凱瑞((JamesW.Carey)(1934-2006)，著名的媒介批評家、文化歷史學者，美國文化研究

2、的杰出代表。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凱瑞就提出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傳播問題，他將文化研究與傳播研究相結(jié)合，提出了一套與美國主流傳播學完全不同的傳播理論——傳播儀式觀。在“儀式觀”中，“傳播’，一詞的原型是“一種以團體或共同的身份把人們吸引在一起的神圣儀式”[1]。與主流的“傳遞觀”不同的是，儀式觀考察的不是信息在物理空間中的擴散，而是通過信息的共享來達到在時間上對一個共同體的維系；它強調(diào)的不是控制與權(quán)力，而是共享與交流。陳力丹教授在《試論傳播學方法論的三個學派》一文中從方法論的角度將傳播學研究分為“經(jīng)驗——功能學派”、

3、“技術(shù)控制論”、“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權(quán)利”[2]三個學派。經(jīng)驗——功能學派是美國傳播學的主流，其目的在于通過科學的求證尋找現(xiàn)象背后的規(guī)律；技術(shù)控制論伴隨著工業(yè)革命的開展而逐步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英尼斯、麥克盧漢、梅洛維茨等；而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權(quán)利學派則包括了傳統(tǒng)批判學派中的法蘭克福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等。如果按照這一分類標準，我們很難將儀式觀劃入到任何一個學派中。在儀式觀里，既有對經(jīng)驗——功能學派的方法論產(chǎn)生直接影響的芝加哥學派的影子，也可以看到英尼斯和麥克盧漢關于文化與技術(shù)的分析，同時它還體現(xiàn)了英國文化研究的視角。筆

4、者認為，凱瑞教授提出儀式觀重新定義了傳播的概念，這是一個基礎，這一基礎上帶來的是從研究視角到研究方法的全面改觀。正如郭建斌教授所說，儀式觀“既是一種理論視角，也是一種分析方法；既是一種顯微鏡，也是一種手術(shù)刀”[3]。因此，本文將儀式觀視為一種研究方法試圖對其理論淵源進行解讀。一、以芝加哥學派為基礎的傳播起源“從何處汲取源泉，以獲得一個全新的傳播研究視野……基本上，最切實可行的傳統(tǒng)還是來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學派關于傳播的社會思想:從米德、庫利到羅伯特.帕克，直至歐文·戈爾曼。”[4]凱瑞毫不掩飾杜威等人對他的思想

5、的影響，并在芝加哥學派傳播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他對“傳播”一詞的理解：所謂“傳播”，就是“一種現(xiàn)實得以生產(chǎn)(production)、維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轉(zhuǎn)變(transformed)的符號過程?！盵5]凱瑞以“儀式”作為隱喻，指出“傳播的最高表現(xiàn)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間的傳遞，而是通過符號的處理和創(chuàng)造，參與傳播的人們構(gòu)筑和維持有序的、有意義的、成為人的活動的制約和空間的文化世界。”[6]因而，儀式觀下的傳播活動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互動”，一種以符號為中介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其目的是建構(gòu)一

6、個使交流者能參與其中的和諧社會。對“互動、共享”的強調(diào)使凱瑞的儀式觀與芝加哥學派的傳播思想如出一轍。杜威認為傳播是人們彼此擁有共同事務以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方法；帕克將傳播定義為“一個社會心理的過程。憑借這個過程，在某種意義和某種程度上，個人能夠假設其他人的態(tài)度和觀點；憑借這個過程，人們之間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夠代替單純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眰鞑⒁环N移情帶入一個人的傳播伙伴，因而使得社會的社會性成為可能。[7]庫利則更簡潔的提出傳播就是人類關系存在與發(fā)展的機制。凱瑞從芝加哥學派那里汲取了關于傳播的思想，但他對傳播的研究并沒

7、有朝著芝加哥YibinCityCitytracktrafficplanningisYibincityregionalrangewithintracktrafficsystemofonceintegration,andcitytracktrafficalsoisYibinCityCityintegratedtracktrafficsystemintheofpart,foraccurategraspcitytracktrafficresearchofobject3學派的研究方法進行下去，而是轉(zhuǎn)向了文化研究。在《大眾傳播與

8、文化研究》一文中，凱瑞從傳播學研究的策略和方法上將傳播學研究分為三種：第一，把傳播看做一種行為科學，其目的在于闡明規(guī)律；第二，把傳播看做是一種正規(guī)的科學，其目的在于闡明結(jié)構(gòu)；第三，把傳播看做是一種文化科學，其目的在于闡明意義。[8]凱瑞將前兩種稱為“因果解釋和功能解釋”。前者探尋的是產(chǎn)生某種行為的原因，它并沒有否認文化的作用，但卻把文化簡化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