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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淺論蘭克的客觀主義史學【摘要】：蘭克客觀主義史學誕生于19世紀20年代,是由德國著名史學大師利奧波爾德·蘭克(1795—1886年)創(chuàng)立的。蘭克主張以客觀主義(即歷史中的非黨性原則)和科學方法(即考證法)治史,而且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對此也極力標榜,因而形成了一個勢力雄厚、影響巨大的學派,成為19世紀歐洲史學的主流?！娟P鍵詞】：?客觀主義史學蘭克史學影響自然界萬事萬物的新陳代謝，都會不斷地變化著向前發(fā)展，史學發(fā)展的歷史亦不例外。20世紀以來的西方史學史的發(fā)展過程，始終有一條主線貫穿其始終，那就是從傳統(tǒng)的史學走向新史學，以“年鑒學派”和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歐美各國興起的新史學分支、被當代
2、西方史學家統(tǒng)稱為“新史學”的史學流派蓬勃發(fā)展，其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歷史中越來越重視運用多個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應用在一起。法國的年鑒學派是20世紀西方史學界頗具影響力的派別。法國年鑒學派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在傳統(tǒng)史學的汪洋大海中獨秀一枝，它提出了新穎的歷史研究內容與方法，為新史學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提供了中堅力量。“如果我們把19世紀的蘭克學派稱作為那世紀史學發(fā)展主流的話，那么由年鑒學派所奠定的史學新范例，無疑應是20世紀西方新史學發(fā)展的一種主流?！?可見在法國史學這個主流之前是里不開形成于19世紀中期的蘭克史學，它所提供的史學模式，“直至20世紀，這種模式仍然支配著歷史研究”。一、蘭克的客觀
3、主義史學觀的淵源“客觀主義史學的始作俑者是尼布爾，蘭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年）則將這種史學思想系統(tǒng)化并廣為傳播，使之成為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史學思想的主流?！?一個新的史學“范式”在西方的傳統(tǒng)史學有很長的歷史淵源，到十九世紀的中葉的蘭克史學，已經成為傳統(tǒng)史學的集大成者，達到了頂峰時期。蘭克對傳統(tǒng)史學的主要貢獻他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史料考訂和辨析史料的方法。由于有了這一套方法，所以就使歷史學成為科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蘭克憑借他在柏林大學舉辦的歷史研討班培養(yǎng)出了一大批的史學巨匠，“在蘭克旗下的客觀主義史學家主要有魏茨、吉澤布雷希特等德國史家，
4、英國有斯塔布斯、阿克頓，法國有莫諾，美國有赫伯特·亞當斯”，③他的弟子們繼承他的衣缽，把他的史學思想和理論發(fā)揚光大。二、蘭克史學的史學觀特點后世人認為他的史學思想屬于客觀主義或者實證主義的史學，又或者有人認為他的史學理論屬于唯心主義的史學，“客觀主義標榜‘超階級’、‘超黨派’地分析研究社會現(xiàn)象，把科學性和黨性對立起來，反對認識歷史的因果關系，忽視理論在研究中的指導作用，也是一種唯心史觀的表現(xiàn)”4。我所想說的是蘭克的史學思想并不能以某一個單純的史學流派來概括，他的史學思想體系是十分復雜的，對后世史學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1、不能單純地理解蘭克史學的客觀性如果單純認為蘭克的史學是“客觀的
5、”、“科學的”，那就把貫穿蘭克史學思想始終的上帝無處不在的理論給忽視了，這很不明智。蘭克認為“沒有上帝就沒有一切，不經過上帝便沒有生命”，認為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不是還原歷史真相，更重要的是發(fā)現(xiàn)歷史中更神秘，隱藏得更深的東西，即發(fā)現(xiàn)上帝。這種思想顯然與他所出生的背景十分相關，他自出生以來就受路德教教義、啟蒙思想家的浪漫主義等思想的影響，所以他的史學“浪漫主義色彩很濃”，唯心的思想觀也在其史學著作中自然地顯現(xiàn)出來。而他的這種把史學寄托在上帝身上的做法，在我們今天看來無疑是十分可笑的。但我們需要明確的一點是他的這種思想觀影響他的重要的史學方法的產生。這就是他認為民族和國家是“活生生的、個
6、別性的、獨特的”，認為研究歷史“得以會見往日的英雄豪杰”，這是“人生快事”。這種英雄史觀是其政治史的支柱思想，這一點也是后世新史學家們的批判之所在。2、蘭克本人并沒有真正地拋棄個人的偏見如果把蘭克的“上帝”這層皮剝掉以后，剩下的就是一直被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如實直書”的史學思想，這無疑是那個時代史學界的明燈。其實，蘭克并不是“如實直書”這一思想的首創(chuàng)者，有學者認為這一思想在古希臘羅馬史學家那里已經有了原型，而且早在十八世紀的奧地利史學家米歇爾·施密特就已說過類似的話，同時丹麥的尼布爾對蘭克也有很深的影響。但是，蘭克無疑是把這一原則運用到史學領域最為成功者。蘭克的治史準則是“最接近事件
7、的證人是最好的證人；當事人的信件史家的記錄具有更大的價值”。蘭克要求史學家應該充分運用第一手資料，即當事人的書信、日記、檔案以及其他原始文獻。他在《近代史家批判》中就對近代一批著名史學家的權威著作的歷史資料進行了嚴格的審查，而且在他的專著《教皇史》中也以充分的實例闡明如何利用出版了的文獻，如何鑒別未刊文獻的價值，為考訂工作提供了具體的范例。他的這些史學理論和方法就是人們所說的“客觀主義史學”，但是比較諷刺的是他自己也顯然無法做到不加一點主觀色彩地“如實直書”。他的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