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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李杜”時代與“后李杜”時代——唐代詩歌發(fā)展的轉關與演進》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學術論文-天天文庫。
1、“前李杜”時代與“后李杜”時代代詩歌發(fā)展的轉關與演進【內容提要】我們不妨將原本作為唐詩發(fā)展重要界標的“四唐”視為時間概念，并認為由這一時間的軸線所展開的繁復的唐詩進程實際上就是“前李杜”和“后李杜”時代的演進史百年初唐后，李白橫空出世，為詩國帶來新的美學楷模，宣示了對宮廷陳式做派的勝利。他極大地影響了后代士人的人格并融入民族的精神史。而自貞元、元和以后則出現了宗杜思潮，詩人們以堅實的步履沿著“少陵路徑”前進從創(chuàng)作實際看，“后李杜”時代實際上就是杜甫影響的時代唐詩學術史上的“四唐分期”說，為唐詩史研究建立了重要的界標，也產生了許多局限。這種局限主要來自“四唐分期”中“時”和
2、“勢”兩種表述對后者的強調。我們知道，初、中、晚的自然時間順序展開中并不附加輕重褒貶的價值判斷，但一旦引入了“盛”這一“勢”的概念，“初、盛、中、晚”就潛含了“起、隆、衰、落”的解釋意義了。這種解釋必然會引導或制約人們對唐詩發(fā)史的認識，看似生動的描述和細致的劃分其實并沒有準確把握唐詩發(fā)展脈絡和實質。我們注意到近代學者將唐詩區(qū)分“為兩半者不乏其人，首半是李白的時代，次半是杜甫的時代。李白總括前唐諸詩人，杜甫是后者的先驅。”①這一劃分未加申說顯得過于簡單，但不應忽視它對于我們理解李杜的造極與分途在唐詩史上的意義。正是從這一特定角度進行解釋而不是作具體而微的詩史過程分析，我們愿
3、意取“四唐”說為時間概念，而認為由這一時間的軸線所展開的繁復的唐詩進程實際上就是“前李杜”和“后李杜”時代的演進史。一走向李杜的詩史進程焦《論詩文》說：“杜甫之才大而實，李白之才高而虛。杜是造建章宮殿千門萬戶手，李是造清微天上五城十二樓手。杜極人工，李純是氣化?！边@里突出的是曠古未有的“天才”與“人杰”這兩種偉大作家才性的區(qū)別，然而他們的創(chuàng)作成就，毫無疑問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如果作為開元、天寶詩國高潮的標志和象征的話，我們宜將李杜這兩位詩國的代表合而論之。李杜詩在開、天之際出現，是我國古典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次登峰造極，其最重要的意義是詩歌回到民間狀態(tài)以后對宮廷創(chuàng)作的全面超越。
4、人們對此似未引起充分的注意。我們知道，自魏晉至南北朝，文化學術一直在門閥氏族的壟斷之下，文學藝術活動集中于社會的上層，宮廷兼有文化創(chuàng)造和消費的雙重功能，文化和文學知識主要在以皇宮、春坊、后庭這個非常狹窄的的循環(huán)通道中流動。與之相應，上承“柏梁體”，下啟“元嘉體”、“永明體”、“宮體”諸體，形成了深厚的宮廷文學的傳統(tǒng)和審美傾向。入唐后唐武德初至天寶年這一百多年的漫長過程中，雖然《文選》、《玉臺》和類書是主要的文化讀物，但后二者卻幾乎確定了宮廷趣味。文學創(chuàng)作雖然增加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藝術元素，但總體上仍然沿著六朝的脈絡發(fā)展。帝王和他們所設之文館以及與文館緊密聯系的學士集團，兼及
5、后庭宮妃，是文學產品的絕對創(chuàng)造者②。有學者統(tǒng)計，康熙朝《全唐詩》收錄初唐九十多年間存有作品的詩人共220余家，其中210多家是上述身份的人員，占初唐詩人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就作品而言，220多位詩人中，剔除重出互見和一些詩人入唐前的作品，共得2444首，其中可以確認為寫于宮廷范圍的詩約有1520首，所余僅920首③。如果說楊慎所云“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升庵詩話》卷八）未免言過其實的話，那么我們說初唐詩歌主要出自宮廷，則是完全符合事實的。貞觀和龍朔是初唐文學的兩個重要階段，貞觀詩風和龍朔詩風典型地反映了初唐文學的走向。然而當回視貞觀一朝時，人們深感困惑
6、的是何以一場偉大的政治革命帶來了社會的大治和新變，但詩壇卻表現得相當傳統(tǒng)和穩(wěn)定。太宗親自倡導“庶堯舜之風，蕩秦漢之弊；用咸英其曲，變爛漫之音”（《帝京篇序》），但其內心深處仍難以真正擺脫六朝宮廷趣味，詩歌的題材和內容大體不出宮廷饗會游豫范圍。貞觀史家對六朝文風曾作過如此激烈的批判：“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義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魏征《隋書？文學傳序》）但是貞觀朝如陳子良《塞北春日思歸》、魏征《述懷》那樣雄渾蒼勁的作品并不多見，大量的是“鏘洋鳴玉佩，灼爍耀
7、金蟬。淑景輝雕輦，高旌揚翠煙”這般富贍華美的描寫，甚至有許多諂媚的諛詞，有學者將其稱之為“頌體”④，是非常恰當的界定。龍朔文壇集中了以許敬宗、上官儀、李義府為代表的一批才優(yōu)而德薄的官僚和進士。武則天的統(tǒng)治在中國政府管理史上又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現象：她雖然無法標榜一代治世，然而數十年間社會經濟確實也上升發(fā)展；她用非常態(tài)政府管理機制維持了較長時期的運轉，但付出了政治生態(tài)嚴重惡化的代價。正是在這種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士人舍道德而逐“綺錯婉媚”的藝文就變成相當普遍的行為?！吧瞎袤w”因上官儀伏誅沉沒于政治風浪而有所收息，而隨著其孫女上官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