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心”與“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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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素心”與“史德”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fā)展史上，關于史家主體修養(yǎng)的探討是一個重要問題。梁啟超所謂“史家四長”說即是對這個探討的總結和概括。在這一理論成就的形成過程中，唐代史家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及清代史家章學誠的“史德”說是關鍵環(huán)節(jié)。當然，任何學術成果尤其是理論上的突破，都必須以一定的思想積累為前提與基礎，這種積累首先必須是學者個人的，而從更為普遍的意義上講，它更是社會的與時代的。因此，從孔子、孟子的時代起，我們就可以發(fā)現(xiàn)與此相關聯(lián)的某種論述，并為史學界所重視。本文所要討論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梁劉勰在其理論名著

2、《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所提出的“素心”說，它亦可視為從孔、孟到劉、章發(fā)展過程中的思想成果之一。從史學理論發(fā)展的大勢來看，這一理論概括與劉、章之說，具有明顯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一“素心”說的提出及其史學含義（一）“素心”說的提出與確認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介乎漢、唐兩大盛世之間的分裂時期。政權更迭、民族融合、儒學中衰、玄學大倡，成為突出的時代特征。在以上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與推動下，史學走上了迅速、多途發(fā)展的軌道，形成了“蔚為大國”[1]]][1[[[[[[[[[[[的繁盛局面。史學著作數(shù)量激增、史書著述形式和體裁的多樣化、修史

3、制度正規(guī)化、民族史學的興起與蓬勃發(fā)展、私人修史發(fā)達，均構成史學“蔚為大國”的有機組成部分，并最終導致了史學在學術思想及目錄學中的地位得到確認。然而，與此同時，學術與政治、求真致用、文辭與內(nèi)容等各種關系，亦由于受時代影響而體現(xiàn)出不同程度的矛盾，史學發(fā)展面臨新的問題。史學的興盛與其同時存在的諸多弊端，為史家主體修養(yǎng)理論的探索與發(fā)展提供了新的理論課題與發(fā)展契機。如張輔的《班馬優(yōu)劣論》、干寶的《史議》及范曄的評司馬遷、班固，裴松之論評價史事，是從才與識方面出發(fā)立論，而時人對華嶠的評論“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2]，

4、則重在從學與識的角度論史家修養(yǎng)。在史家著史態(tài)度方面，最突出的論點莫過于要求史家恢復據(jù)事直書的實錄精神?！爸睍币巡粌H是對某一個史家的贊語，而是成為評論史家優(yōu)劣的基本標準。這反映了這一認識從個別到一般的發(fā)展過程，而這種發(fā)展又是同史學領域中兩種作史態(tài)度的對立、斗爭相聯(lián)系的。北魏太武帝詔崔浩國實史，令其“務從實錄”；崔鴻私撰《十六國春秋》，自稱要將舊史“刪正差謬，定為實錄”[3]；常璩在撰《華陽國志》的過程中，對舊史記載中多怪異傳說的虛妄做法，予以尖銳的批評等等，都反映了史家對于史學客觀性的自覺意識。在社會歷史與學術環(huán)境影

5、響之下，劉勰撰成《文心雕龍·史傳》篇就不是偶然的了。加上他所具備的“博通經(jīng)論”、“長于佛理”[4]的自身條件，使其長于從理論角度分析、歸納前人成果，也使得他的“素心”說具有了重要的啟迪意義?！妒穫鳌菲蠢樟藦奈淖之a(chǎn)生到《尚書》，再到當時的近代史學發(fā)展的大致脈絡，因此，被人們認為是一部小型的史學發(fā)展史。從史學理論的角度看，劉勰所論至少具備了這樣幾方面的價值：首先，他認為，史書是備載前言往事、令后人“居今識古”的重要媒介。沒有它，人們對“歲紀綿邈”的自身歷史就無法確切了解和認識。這一認識包含著對歷史與史籍（史學）加以區(qū)分

6、的思想，在史學理論的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其次，以《尚書》、《春秋》、《左傳》為代表的古史著作，除了真實可信之外，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特點，乃在于它們“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舉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標勸戒”[5]的倫理教化功能和貽鑒后世的政治功用。也就是說，史書不僅要求其真，還必須在此基礎上，體現(xiàn)、闡揚一定的政治倫理標準，即“理”。這事實上已經(jīng)點明了我國古代史學批評的兩個基本標準，同時，也為他進一步拓展自己的論述確立了正確、全面的著眼點；再次，他不僅運用這兩條標準對戰(zhàn)國以來的史職、史家、史著演變情況作了條分縷析的評價

7、，而且就其“偏駁不倫”、“疏謬少信”的原因作了分析，即“追述遠代，代遠多偽”，“俗皆愛奇，莫顧實理”，“記編同時，時同多詭”。在這幾方面認識基礎上，劉勰提出，為了恢復古代史學的面貌，必須提出與時弊根本相對立的理論觀點，加強史家主體思想修養(yǎng)：“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只有具備了“素心”，史家才能避免主、客觀因素的干擾，修出符合古史之意的著作來。這里，在對“素心”進行理論分析之前，必須說明的是：當前流行的各家注本中，關于《史傳》篇有不同主張，關于其“素心”一詞，則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以金毓黻先生、陶侃如先生為代表，認為“

8、析理居正，唯素心乎！”的“素心”當依清代黃叔琳的輯注本，改為“素臣”，指左丘明[6]；一種以范文瀾、楊明照、周振甫、趙仲邑等諸位先生的觀點為代表，他們均沿襲紀昀對黃注的評論，認為原本中的“素心”文意通順，可不必改為“素臣”[7]。由于黃注屬推測之言，并無他本做為旁證，而在《文心雕龍·養(yǎng)氣》篇中，亦有“豈圣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之語，用法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