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后粟特胡人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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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史之亂后粟特胡人的動向　　安史之亂的發(fā)動者安祿山、史思明起家的營州一帶，在開元時就已成為粟特人的新家園。經(jīng)過安祿山的經(jīng)營，河北地區(qū)成為粟特商胡的向往之地，加上突厥部落內(nèi)的胡人南下，在天寶末年以前，河北已成為胡化之區(qū)。安史亂后，一方面，唐朝出現(xiàn)排斥胡人的情緒，許多粟特人蒙受打擊，紛紛向河北三鎮(zhèn)轉(zhuǎn)移，尋求新的生存之地。大量粟特胡人遷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傾向，也增加了河北藩鎮(zhèn)的力量。最后，加入到晚唐強勁的北方民族沙陀部的粟特人，又成為五代王朝的中堅，甚至像石敬瑭那樣當(dāng)上了皇帝。另一方面，安史之亂雖然造成唐人對“胡化”的反感，但并沒有影響粟特人在長安的繼續(xù)存在，他們用改換姓氏、郡

2、望等方法來轉(zhuǎn)胡為漢，如武威安氏改姓李氏，康姓附會出自會稽，何氏自稱望在廬江，而且同屬伊朗系胡人的波斯人則在長安繼續(xù)存在，仍然聲稱自己是“西國波斯人也”，并保持他們原有的宗教信仰，使唐朝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唐[1]?！　≡诒疚闹?，筆者試就安史之亂后粟特胡人的動向問題，略做申論。一、安史之亂后唐朝境內(nèi)對胡化的排斥　　安史之亂爆發(fā)之前的唐朝，是一個開放的多種民族共存的大國。不論在安史叛軍當(dāng)中，還是在平定安史叛軍的唐朝軍隊當(dāng)中，都有大量的外族民眾，包括西域胡人。因此，我們把安史之亂定性為爭奪統(tǒng)治權(quán)利的斗爭，而不把它看作是一場不同民族間的民族斗爭。

3、然而，安史之亂的領(lǐng)導(dǎo)者安祿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在唐朝人眼中是地道的“雜種胡”，即昭武九姓出身的粟特人，他們發(fā)動了這場叛亂，給唐朝社會造成了巨大創(chuàng)傷。因此，在安史之亂的平定過程中和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唐朝境內(nèi)出現(xiàn)了對胡人的攻擊和對“胡化”的排斥?！　∵@首先表現(xiàn)在唐朝對安祿山的痛恨上?！杜f唐書》卷一○《肅宗本紀》記：至德二載（757）十一月，肅宗進入剛剛收復(fù)的長安后，“宮省門帶‘安’字者改之?！盵2]《唐會要》卷八六《城郭》記載略詳：“至德二（三）載正月二十七日，改丹鳳門為明鳳門，安化門為達禮門，安上門為先天門，及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尋并卻如故。”[3]《資治通鑒》卷二二○至德二

4、載年末記：“更安西曰鎮(zhèn)西。”[4]出于對安祿山的憎惡而把一些地名、坊名和門名中的“安”字改掉，顯然是一時的情緒沖動，因為“安”字本身是個具有褒義的字，在人們習(xí)慣使用的地名、坊名、門名中大量存在，多不勝改，因此，《唐會要》說很快就又改了回去[5]。但是，我們從這個事情上不難看出，唐朝極力希望抹掉所有安祿山的痕跡。　　其次表現(xiàn)在對胡人的排斥甚至殺戮上。傅樂成先生在《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一文中，舉安史亂后唐朝對異族立功將領(lǐng)李光弼、仆固懷恩、李懷光三人的猜忌為例，來說明夷夏之防的轉(zhuǎn)變[6]。其中的仆固懷恩，原為鐵勒仆骨部人，貞觀時就歸降唐朝，祖父以來三代任金微都督府都督。仆固懷恩后效力

5、于朔方軍，自安祿山叛亂以來，“所在力戰(zhàn)，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7]，卻被河?xùn)|節(jié)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駱奉仙構(gòu)陷，而朝廷不辨曲直，代宗聽信中使片面之辭，袒護辛云京，最后逼得仆固懷恩走上反叛道路[8]。從整個事件來看，仆固懷恩之叛，完全是唐朝君臣對于胡人將領(lǐng)的猜忌心理造成的?！　∵@種對胡人厭忌心理的極端做法，就是對胡人的殺戮。自代宗時，“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建中元年（780）命回紇使者董突盡率在京師的回紇及粟特胡歸國。這些人到振武（今內(nèi)蒙古和林格爾縣西北土城子）后，數(shù)月不歸，厚求資

6、給，并暴踐莊稼。同年回紇頓莫賀可汗新立，在漠北殺九姓胡二千多人，居于振武的九姓胡密獻策于唐振武留后張光晟，請殺回紇。而張光盛卻喜其黨自離，勒兵掩襲，將回紇及九姓胡一并殺戮，并聚為京觀。董突為回紇新可汗的叔父，回紇遣使請專殺者復(fù)仇，但德宗只是貶張光晟為睦王傅，尋改太仆卿[9]。張光晟在動手之前，曾上奏朝廷，稱：“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強者，群胡也……請殺之?！盵10]朝廷雖未準其奏，但從事后的處理來看，顯然對殺胡事件予以默許和庇護。由此可見，唐朝軍將對九姓胡的憎恨較回紇為重，而朝廷對誅殺胡人的做法不予追究，這不能不說是安史之亂后唐朝君臣對胡人的厭惡，特別是對于與安祿山、史思明同種的

7、粟特人，恨不得殺之而后快?！　∵@種由于對安、史以及胡人的厭惡感，逐漸形成了一種對唐朝前期胡化現(xiàn)象的否定，并且把這種胡化看成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人姚汝能著《安祿山事跡》卷下稱：“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為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識者竊怪之，知其（戎）〔兆〕矣?！盵11]這是把天寶初年長安盛行穿胡服的風(fēng)氣，看作是安史之亂的征兆。五代后晉劉昫等著《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也說：“開元來……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陽羯胡之亂，兆于好尚遠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