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被貶后的心性設計和主客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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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柳宗元被貶后的心性設計和主客觀矛盾青年柳宗元心性激切、峻直,一方面當與其父柳鎮(zhèn)“號為剛直”的性格有著遺傳學上的關聯(lián),另一方面恐與宗元本人因學殖內充而形成的自信、自尊以至自傲有關。所以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先講了柳父“不能媚權貴”的性格特點,而后介紹宗元道:“子厚少精銳,無不通達?！圆W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杰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fā),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边@里說的都是表揚子厚的話,但“精銳”、“雋杰廉悍”、“踔厲風發(fā)”等詞語已透露出一股銳意直行、勢不可當的氣勢,而“率常屈其座人”,更隱然含有某種露才揚己、得理不讓人的自傲的成分。這是一種內外皆方,棱

2、角分明,見事風生,敢作敢為的性格,也是一種劍走偏鋒,不能摧折,極易得罪人而疏于自我保護的性格。如果柳宗元只是一位學人或詩人,那么,其性格剛直激切些并無大礙,有時還可能會贏得樸拙古直的美名;但柳宗元卻并不安于做學人或詩人,他要以這樣的性格去從政,而且從的是一般老辣政治家都望而生畏的革弊圖新之政,這就不能不出問題了。從另一方面看,年僅三十出頭,即受到不次提拔,得以在權力中心運籌帷幄,發(fā)號施令,這不能不使其原已激切的性格越發(fā)激切,并極易由此滑向簡單、輕率一途。革新失敗后,柳宗元是清楚意識到這一點了的,他多次這樣說道:“仆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

3、,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沖羅陷阱,不知顛踣”(《答問》),“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許京兆孟容書》),“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與裴塤書》)這里所說,雖不乏因有求于人而多談自己錯誤的套話的成分,但萬事瓦裂,痛定思痛,其中何嘗沒有深入骨髓的人生體驗?何嘗沒有對自我性格缺失的反視內省?只有深刻領悟了政治斗爭的險惡、政治關系的復雜,才會真正意識到自己在此復雜關系和險惡斗爭中的簡單、幼稚。換言之,性格過于銳利,便易流于浮躁、輕率、魯莽;斗爭經驗不足,常將事情簡單化,便自然疏于周防,被政敵

4、鉆了空子。一面是自己的簡單輕率,一面是對手的陰險狡詐,兩種因素合在一起,其“名益惡,勢益險”就勢所必然了。與貶謫之前剛直激烈、無所避忌而又顯得嚴謹不足、孟浪有余的性格相比,柳宗元被貶之后,性格明顯發(fā)生了內向化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從他對革新運動失敗的沉重反思和教訓總結中,意識到這種性格不適宜在嚴酷復雜的政治斗爭中立足,從而自覺地抑志斂性開始的。其《佩韋賦》、《解祟賦》、《送從弟謀歸江陵序》、《答問》等作品,都表現(xiàn)出了這一傾向。在《佩韋賦》中,宗元以柔軟的韋(皮繩)作為約束自己剛烈心性的標志,聲言:“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幕西門氏佩韋以戒”,去其“純剛純強”,以求“剛以柔通”。在《

5、解祟賦》中,他更借卜筮之言告誡自己“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北硎疽颁仜_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這是久經生命沉淪之后柳宗元對人生的全部解悟,也是殘酷現(xiàn)實給予他的帶著嘲弄的賜予。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打擊下,宗元不能不在主觀上慎重考慮自我性格與社會現(xiàn)實的適應問題。細讀柳集,可以發(fā)現(xiàn),柳宗元被貶之后對自我性格的發(fā)展趨向是有一套較完整設計的,這種設計,集中表現(xiàn)在他寫給楊誨之的幾封信中。楊誨之,楊憑之子,柳宗元的妻弟。元和四年,楊憑自京兆伊貶臨賀尉,誨之隨行,道經永州與宗元相見。次年,宗元作《說車贈楊誨之》,以“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故能“任重而行于世”的車

6、為喻,諄諄勸勉誨之應像車箱那樣恢弘氣量,像車輪那樣周而通達,像車軸那樣“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手內”,達到“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的境地。文章最后指出:“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薄罢d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與此同時,宗元又作《與楊誨之書》,重申方中圓外之旨。然而,楊誨之對柳宗元的意見卻大不以為然,將其“方中圓外”之旨視為“柔外剛中”,聲言:“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圣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并表示要任心而行,肆志而言,以甘羅、終軍為榜樣,欲為阮咸、嵇康

7、之所為。要言之,誨之既將宗元“方其中圓其外”的主張視為混世和俗,又認為這一主張有違圣教。于是,宗元與他這位年青的妻弟間的矛盾便突顯了出來。柳宗元在此面對的是一個他事先未曾料到的已明顯超出家庭范圍的復雜問題。從他寫《說車贈楊誨之》的初衷看,不過是以一個經受過重大變故、有著頗多教訓的過來人的身份,對自己這位年輕有才但性格倔強與世立異的內弟說幾句家庭內部的勸勉話、貼己話,希望他能夠既方其中亦圓其外,以避免自己當年的失誤。對這種勸勉,誨之可聽可不聽,宗元亦未必強人所難。但年未二十的誨之卻偏偏較起真來,寫信加以反駁,并給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