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范仲淹的先憂后樂思想與偉大人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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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試論范仲淹的先憂后樂思想與偉大人格［閱讀：996次］日期:11/03/22來源：［■字號：大中?。萏嵋悍吨傺汀跋忍煜轮畱n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岳陽樓記》的靈魂和精神閃光點。分析范仲淹先憂后樂思想和偉大人格，主要表現(xiàn)在以眾心為心的理念、崇文重教矢志不移的言行、出將入相力主改革的膽略和自奉節(jié)儉的典范等幾個方面。關(guān)鍵詞：范仲淹先憂后樂偉大人格作者李祝華，建德市地方志辦公室（郵政編碼311600）o范仲淹于北宋慶歷六年（_046年）應好友滕子京（巴陵郡守，同榜進士）之求，寫下千古名篇《岳陽樓記》。這篇文章形象地描繪了岳陽樓的雄奇景色，后提出要“不

2、以物喜，不以己悲”，最后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作結(jié)語。這句名言既是全文的主題思想，乂是全文的靈魂和精神閃光點。范仲淹，字希文,生活于北宋王朝（960-_27年）前期。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生于蘇州吳縣，大中祥符八年（_0_5年）27歲,蔡齊榜進士。仁宗皇祐四年（_052年）病逝于去潁州（今安徽阜陽市）赴任的途中徐州。享年64歲。范仲淹宦跡35年在仁宗朝。仁宗在位4—年，天下不太平。水災、旱災、風災、火災、雨雹災、海潮災、決河、瘟疫……幾乎每年都有，大的25次［1］。這是天災，也是統(tǒng)治階級漠視群眾生死利害所致。趙翼說：北宋是“恩逮

3、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余”[2],加上皇帝揮霍，對遼、夏的賠款，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3]。宋初，全國財力集中于中央，皇帝“府庫羨溢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歲入歲出相抵還余大半，到了仁宗皇祐元年（_049年），已經(jīng)無余。仁宗朝軍人數(shù)量達_40余萬，成為國家財政極大負擔。就在北宋建國30年后，太宗淳化二年（99_年），暴發(fā)了王小波領(lǐng)導的農(nóng)民起義[4]。此后，張余起義、宋斌起義、劉吁起義、趙延順起義、陳進起義……仁宗即位后_034年，范仲淹46歲時，暴發(fā)王倫起義，1047年有貝州王則起義。北宋統(tǒng)治者，一直處在內(nèi)外

4、交困、魚游釜中的局面。這時期，學習孔子之道，少有大志，接受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卞”的范仲淹,就“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憂”這個“天下”。范仲淹于仁宗明道二年（_033年）就諫議仁宗皇帝裁冗兵、冗員、冗費，改革吏治。一、以眾心為心的理念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體的儒家學說，重視和強調(diào)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并不是個人對現(xiàn)實生活困苦和自身生存發(fā)展困難的憂思與焦慮，而是對個體和社會兩方面關(guān)注和憂慮。對個體而言，這種憂患意識主要是對道德境界提升和道德價值追求不夠的憂慮，即“士志于道”[5]o“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

5、也”［6］；對社會而言，這種憂患意識主要是指個體對社會群體生存發(fā)展的關(guān)注，即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7］。也就是說，心憂天下，心憂百姓，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體現(xiàn)。民本觀念一直是儒家最基本的信念。民本觀念與平天下的目標是一致的。儒家認為只有人人各得其所，個人才能自得其樂。民是社會最底層，疾苦最深重，又是社會的根基。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只有“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使民安居樂業(yè)，天下才能太平”。孟子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o"［8］又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

6、運于掌。”［9］這種儒家學說，體現(xiàn)在范仲淹身上，則是“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正是從“以眾心為心”的思想觀念出發(fā)，他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觀。這種憂樂觀化為一種精神力量，使范仲淹能主動接觸草野，了解人民生活，同情百姓的悲慘境遇，從而關(guān)心民眾疾苦，體察民情，為民請命。如仁宗修宮殿，范仲淹就直諫：“侈土木，破民財，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笔菍实鄣漠旑^棒喝。明道二年（_033年），江淮、東京一帶大旱，相繼又遭受嚴重的蝗災,仲淹力請仁宗救濟百姓，質(zhì)問仁宗：“宮掖中半H不食當如何？”皇帝無話可答，遂命仲淹安撫江淮災區(qū)，賑濟

7、安撫災民,蠲減租稅［10］。景祐元年（1034年），在蘇州為官，“州大水，出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入海”，為保護農(nóng)田，他督修的護海堰，至今遺跡仍在。二、崇文重教矢志不移的言行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不僅致力于國家政事，也崇文重教。他以儒家治國為宗旨，以教育興邦為己任，主張“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11]。大中祥符八年（_0_5年），他進士及第，任廣德軍司理參軍?！俺鯊V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于是郡人擢進士考，相繼于時”[12]。此后歷任睦州、蘇州、饒州、潤州、延州、邠州、鄧州、杭州、青州的知州，雖處江湖之遠，仍不忘重儒學教育以

8、興革天下，處一州必興一州之學。他常說：“吾儒學之職，去先王之經(jīng)，則茫乎無從矣，奚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神惟一，死生以之。”[13]表達他為振興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