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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歷史之教學教研集權與分權：清代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及其調整素材.docx》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教育資源-天天文庫。
1、集權與分權：清代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及其調整自秦漢以來，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一直是國家政治的重要問題。鑒于財政與國家治理的緊密聯(lián)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核心是處理二者在財政收入與支出分配上的關系。傳統(tǒng)中國基本是以財權集中于中央為主，但由于管理區(qū)域的擴大和公共事務的增多，地方政府在承擔一定政治、經濟、社會功能與責任的同時，自然而然被賦予一定的財政權力，甚至在晚清還出現(xiàn)了中央財權下移和地方分權的現(xiàn)象。起運與存留比例之變動：清代前期集權體制下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清代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分野，但有以"起運""存留"為標志的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和調整。"起運"與"存留"實質上就是中
2、央與地方對于所征收錢糧按一定比例進行再分配：一部分起解戶部及各部寺監(jiān)，作為國家經費開支之用，一部分存留本地，作為地方經費開支之用。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事權的高度集中導致財權的高度集中。戶部作為中央財政主管機構，制定財稅征管政策，包括修訂和編纂《賦役全書》以實現(xiàn)各省、州、縣的賦役定額化；推行和利用諸如"易知由單""實征紅簿""串票""截票"等征稅工具，以及滾單催征、順莊編里等征收方法，確保賦役的足額征收。與此同時，通過起運、存留制度調劑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收支比例，通過解款和協(xié)款制度調劑不同省份、不同地方之間的收支余缺，實行嚴格的考成制度、庫藏制度、奏銷制度等控制著地方財政。與此同時，康熙朝以后還
3、采取"悉數(shù)解司"與戶部掌管"奏銷"的舉措，進一步強化中央對于地方財稅的掌控。各地征收錢糧"悉數(shù)解司"等于取消了以州縣為單位的財賦存留，州縣正項經費開支必須隨時向布政司及其所轄的戶部寄存庫領支。而清朝前期的奏銷制度，除了由布政使司匯總所屬府州縣當年的賦稅出入數(shù)額，核造上報計簿（"奏銷冊"）給戶部審核外，還由督撫另外"復核"題奏，以達到相互監(jiān)督之目的。雍正朝以后推行的耗羨歸公，將地方官加征的雜稅部分公開化和合法化，從而加強了預算外收入的管理，以實現(xiàn)其集權之目的。從起運與存留的比例來看，清代中央有逐漸加強集權之趨勢。清初，存留與起運各占一半，隨著軍費開支和中央財政的匱乏，中央政府開始對地方存留進
4、行削減，地方存留所占比例逐漸減少?？滴踔腥~至嘉慶、道光年間，地方存留一般不超過25%，嘉慶末年甚至僅為17.4%。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比例從對半分配變成了頭重腳輕的局面，形成集權型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就地籌餉"與"督撫專權"：咸同年間中央財權的下移與地方分權3清代中央集權型財政關系至咸豐初年發(fā)生了轉變。此時，為了鎮(zhèn)壓各地起義，清政府軍費開支急劇膨脹，中央財政左支右絀。為了維持王朝統(tǒng)治，只得允許各省自行經營籌劃，從而導致地方督撫財權擴張。太平天國起義爆發(fā)，以湘軍為代表的地方軍事力量開始崛起，并且通過征收厘金和推行捐輸?shù)炔煌緩交I措軍餉，而這些財政權力逐漸被地方督撫所掌控。厘金原本是為鎮(zhèn)壓太
5、平天國運動而開征的一種臨時稅種，屬于在商品的產、運、銷等三個環(huán)節(jié)同時征收的商稅。后來在全國推廣并成為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與田賦、鹽課、關稅等一起構成晚清的四大支柱收入。由于地方權重，厘金逐漸成為地方財政收入，而中央政府無法左右。正如郭嵩燾在《郭侍郎集》中所言："今之厘金，惟不限以科則，不拘以程式……一聽督撫之自為。"此外，捐輸事宜雖要經戶部批準，但各地方設立名目繁多的勸捐機構，戶部根本無法考核其收支情況。各省督撫以厘金、捐輸?shù)茸曰I經費，必然導致地方督撫財賦支配權日重，而"戶部之權日輕"，戶部的奏銷制度名存實亡。咸同年間中央財權的下移，是時勢的必然結果，也是集權削弱在財政體制上的直接映射
6、。而對于厘金的爭奪則是地方分權的重要標志，使得清前期單一的財政中央集權體制開始瓦解，進而分化為中央戶部與地方各省兩個并行發(fā)展的財政系統(tǒng)。究其緣由，從經濟層面而言，是由于清廷奉行的"原額主義"導致中央財政面對戰(zhàn)爭局面入不敷出日益嚴重，只得將部分財權下放地方。從政治治理層面而言，由于社會的發(fā)展，地方事務的增多，地方督撫在維持秩序、建設公共工程、興辦實業(yè)等方面的"事權"越來越重。但必須指出，此時地方的分權并沒有制度化，并沒有形成獨立的省級財政體系。劃分國、地財政：清末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重構與近代轉型相對于咸同時期而言，光宣時期財權的下移和地方分權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更為凸顯。一方面，從地方財政
7、收支而言，隨著清末洋務運動展開，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張之洞等為代表的地方要員大辦洋務實業(yè)，而其創(chuàng)辦軍事及民用企業(yè)所耗巨額經費的籌措和使用多半掌握在督撫手中。且官辦企業(yè)盈利，往往成為省級財政獨占資源，使得省級財權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從財政管理體制而言，伴隨著"就地籌款"的做法，在中央戶部及其下屬各省藩司等固有財政機構之外，地方糧臺、厘金局、軍需局、轉運局、善后局等擁有一定財權的財政機構不斷涌現(xiàn)，此類機構亦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