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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歷程的制度思考》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應用文檔-天天文庫。
1、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歷程的制度思考從1978年至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0個年頭。改革開放所要達到的目標，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乃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F在，這個歷史轉折還沒有完全實現。為了完滿地實現這個轉折，我們應當認真總結30年的經驗教訓，讓歷史照亮我們未來的道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通常是由兩個“車輪”驅動的：一個是技術，另一個是制度。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技術水平處于落后地位的發(fā)展中國家而言，新的、效率更高的技術是在先進國家廣泛存在并且可及的；但是，是否能夠廣泛運用這些新技術，卻取決
2、于是否擁有與這些技術相適應的制度體系。所以，在技術和制度這兩個推動歷史前進的車輪中，制度顯然較之技術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災難促進了改革共識（1970年代后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共和國的領導人按照“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然后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進行，曾經在1950年代初期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在1952年土地改革實現和朝鮮停戰(zhàn)以后，毛澤東批判了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組織執(zhí)行的新民主主義綱領，并在1953年正式確立“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為目標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955年掀起“社會主義
3、高潮”，迅速實現了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中國效仿蘇聯的榜樣，廢除了市場制度，全面建立了蘇聯式的集中計劃經濟（命令經濟）制度。蘇式集中計劃經濟制度剛一建立，其嚴重弊端就顯現出來。在新民主主義條件下還擁有比較大的經營自主權的國有企業(yè)，這時完全變成上級行政管理機關的附屬物，人、財、物，供、產、銷全都由上級行政機關決定。這樣的“生產單位”失去了經營自主權和生產積極性，生產效率和服務質量急劇下降，連國有企業(yè)的領導人也嘖有煩言。面對黨內外對蘇式計劃經濟體制的批評，黨政領導決定在保持國有經濟的統(tǒng)治地位和堅持命令經濟的前提下，對這一體制作出某些調整，適度擴大下
4、級政府和國營企業(yè)權力和利益。這就是1956年中共八大決定進行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對于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應當向哪個方向進行和進行哪些調整，領導人的意見是有差別的。例如，作為當時經濟工作主要負責人的陳云提出，要在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中引入某些市場的因素，形成“三為主，三為輔”的經濟格局，這就是在工商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yè)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對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yè)生產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tǒng)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主體，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國家市場的補
5、充。作為黨的最高領袖的毛澤東有更大的權威。他認為，蘇式計劃經濟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而在于“權力過分集中于中央”，管得過多，統(tǒng)得過死，抑制了各級地方政府、生產單位和職工的積極性。這樣，毛澤東在“體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制度基礎上，發(fā)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上述“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招致了1958－1960年期間各地區(qū)、各部門、各單位爭奪資源的大戰(zhàn)，經濟秩序一片混亂，耗費大量資源所換得的也只是一堆邀功的虛夸數字和嚴重的經濟困難和生命損失。毛澤東沒有對“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引咎自責，相反認為“大躍進”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群眾的“共產主義覺悟不高”和劉少奇、鄧
6、小平等黨政負責人在“大躍進”失敗后背離了他所倡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路線”。于是，就在1966年發(fā)動了“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和“對黨內外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同樣具有極“左”的性質。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發(fā)表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竟然宣布“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要和“黨內走資派”一起加以消滅。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瘋狂奪取國家權力，并利用手中的權力胡作非為，最終使整個中國社會瀕臨崩潰的邊沿。在這種情況下，朝野上下一致認為舊路線和舊體制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要
7、求從變革中尋求救亡圖存的出路。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1978年7－8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所作的總結中指出，當務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也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yè)企業(yè)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yè)企業(yè)的管理方式，改變人們的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這反映了朝野上下在經歷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以后尋求變革的共識。 “摸著石頭過河”和“雙軌制”的形成（1978－1983年）啟動改革的第一個行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發(fā)動解除極“左”思想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這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