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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后金庸”時代的武俠小說【內容提要】以金庸、梁羽生和古龍為代表的金庸時代的武俠小說，用富有現(xiàn)代象征意義的中國文化文本彌補了“五四”以來大陸主流雅文學單線發(fā)展的缺憾，維持了文學生態(tài)的平衡。80年代中期以降的“后金庸”時代，武俠作品則日益明顯地顯現(xiàn)出“文化工業(yè)”的復制性和后現(xiàn)代的平面化、娛樂化特點。武俠小說的發(fā)展，關鍵在于作者的觀念轉換、文化超越以及文體開放。（一）“后金庸”時代是相對于金庸時代而言的，它們之間具有難以切割的血脈關系。前者潛存的問題和危機很大程度上就直接淵藪于后者，從它那里找到解釋。因此，我們的探討有必要從這里開始。說到金庸時代，不妨可追溯到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那時“南向
2、（皚然）北趙（煥亭）”并馳，后又有“北派四大家”（還珠樓主、宮白羽、鄭證因、王度廬）稱雄，還有被后世譽為“新派武俠小說之祖”的朱貞木等。然而，真正開時代風云之先，具有標志性、實質性成就的作品當數(shù)1954年一炮走紅的梁羽生的《龍虎斗京華》。1952年，白鶴派掌門陳克大與太極派掌門吳公儀在澳門新花園擺擂臺一決高下，盡管整個過程前后不過三分鐘，傳媒卻大肆渲染，激起了公眾心中潛伏著的“武俠幻想”?！缎峦韴蟆返目偩庉嬃_芋先生敏銳地感覺到了這種“閱讀期待”，決定邀請梁羽生為該報撰寫連載的武俠小說，于是被公認為“新武俠開山之作”的《龍虎斗京華》便應運而生，并由此揭開了武俠小說至80年代的鼎盛局面的序幕
3、。從此，這場波瀾壯闊的大戲唱得紅紅火火，遍布全球的華語世界，成為漢語寫作的一大奇觀。在這三十年間，武俠小說數(shù)量眾多，爆熱于港臺各傳媒，其中雖有不少思想淺薄、藝術趣味低劣的庸俗粗濫之作，但卻也涌現(xiàn)了一些文學和思想價值均頗為可觀的作品，有的還被改編成影視，刺激了頗具“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中國功夫片”的創(chuàng)作。至今人們還在閱讀、反復談論的現(xiàn)代武俠經(jīng)典幾乎全都產(chǎn)生于此時，金庸、梁羽生、古龍的大名也隨之享譽海內外。尤其是60年代，新武俠小說的熱潮更是達到了頂峰。據(jù)作家蕭逸回憶:當時港臺從事武俠小說創(chuàng)作的作家可能有四百人左右，除金庸、梁羽生、古龍外，還有林夢、高峰、風雨樓主、倪匡等;同時各大報刊一
4、改過去拒登的態(tài)度，每天連載武俠小說招攬讀者，金庸、梁羽生的作品更是同時在跨地區(qū)十幾家報紙雜志刊登;出版社也大量出版武俠作品，還有兩本武俠小說的專刊《武俠世界》（由環(huán)球出版社1958年創(chuàng)辦，維持到現(xiàn)在，已有四十余年）和《武俠與歷史》（由金庸1961年創(chuàng)辦，至1976年停刊，共出版了758期）。以“盛況空前，經(jīng)久不衰”這幾個字來概括那個時期的武俠小說，絲毫不為過。在金庸時代，武俠小說的情況當然極其復雜，無法于此備述。但作為繼晚唐之后武俠小說的第二次高潮，它在充分發(fā)揮通俗文學娛樂消遣功能的同時，又融入傳統(tǒng)的人文內涵，顯現(xiàn)出作者意欲超越舊武俠模式，努力創(chuàng)造既符合現(xiàn)代大眾口味又有一定文化內涵的烏托
5、邦神話的良苦用心。這不僅提高了武俠小說的品位，使之從較低淺粗鄙的地攤文學上升到具有一定藝術文化品格的大眾藝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中國文化在新學進入的百年激蕩后要求進行文化改造的自覺。眾所周知，“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發(fā)展有兩條線索:占據(jù)中心地位的“雅文學”與包括武俠小說在內的邊緣敘事即“俗文學”。從上個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這兩種文學呈“雙峰并立”之勢，僅“舊派武俠小說”便大約有一百七十多名作者，六百八十多部作品①。然而此后，由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禁忌，武俠小說在海峽兩岸趨于緘默:大陸將武俠小說視為毒草，一舉斬草除根;而臺灣對武俠小說也毫不容情，多次以“暴雨專案”的形式予以全面取締。而50
6、年代以來的香港新武俠小說是大陸大眾通俗文學的“香火”在海外的延續(xù)，它以極具生命力的創(chuàng)作實踐，彌補了“五四”以來主流雅文學單線發(fā)展的缺憾，向我們闡揚了邊緣敘事的合法性，使備受貶抑乃至一舉被斬斷的俗文學源流重新得以彰顯，維持了文學生態(tài)的平衡和良性發(fā)展;同時，它還繼承、發(fā)揚了傳統(tǒng)文化中自《莊子》、屈賦、《山海經(jīng)》、《西游記》、《聊齋》以來的浪漫想象傳統(tǒng)，使這一長期以來被忽略乃至被遺棄的資源得到了保留與發(fā)展。當然，這樣說是非常籠統(tǒng)的。其實同樣是金庸時代，武俠小說也因時因人而異，在不斷嬗變。從歷時性角度看，50至80年代，武俠小說的創(chuàng)作從承繼傳統(tǒng)日益走向開放、走向現(xiàn)代性，呈現(xiàn)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其
7、中影響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要數(shù)梁羽生、金庸、古龍三人。梁羽生是新武伙小說的開拓者。他從1952年開始武俠小說創(chuàng)作，至1984年封筆，在32年間創(chuàng)作作品35部共一百六十余冊。作為新舊武俠小說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他的創(chuàng)作較多地繼承了還珠樓主、王度廬、宮白羽等人的創(chuàng)作理念，打上了鮮明的傳統(tǒng)文化的印記（甚至因欽佩宮白羽的小說而將自己名為“羽生”）。他的作品“將江湖傳說與史實風貌有機地結合，在恢弘博大的歷史錦屏上展示波瀾壯闊的民族斗爭畫面，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