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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鶻文源流考辨【內(nèi)容提要】本文以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回鶻文及其它文獻為依據(jù)，結(jié)合漢文史籍的記載，指出，不論就字型還是就回鶻文創(chuàng)制的歷史背景言，回鶻文的都可推定為粟特文，從而否認了學界長期流行的福音體文字說；回鶻文創(chuàng)制之初，其字母并不固定，先為18個字母，后發(fā)展為23個；回鶻文的得名當來自蒙古人的稱呼，又因這種文字對后世蒙古文、契丹文、滿文的形成有重大影響而得以名播寰宇?！娟P(guān)鍵詞】回鶻文粟特文福音體文回鶻式蒙古文契丹文敦煌吐魯番回鶻文是以回鶻為代表的北方突厥語族諸民族所使用的一種文字，在宋元時代通行于河西走廊、西域、中亞諸地，被廣泛使用以書寫詔
2、告敕令、宗教典籍、文學作品、契約文牘和歷法醫(yī)籍，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成為我們認識與研究古代維吾爾族及中亞諸族歷史文化的取之不盡的寶藏。但由于史籍記載的缺乏，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對回鶻文字的及流變問題長期以來未能取得統(tǒng)一的意見。有鑒于此，筆者全面收集、爬梳各種有關(guān)的資料，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回鶻文、得名由來、字母數(shù)目的演變及其與蒙古文、滿文、錫伯文及契丹文的關(guān)系等問題作一盡可能詳盡的申論。一、回鶻文的關(guān)于回鶻文的，學術(shù)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意見認為它來自景教徒所使用的福音體文字(Estrangelo)；另一種認為當來自于粟特文。首先系統(tǒng)論述第
3、一種觀點的是德國回鶻文研究先驅(qū)克拉普洛特(J.Klaproth)先生，他認為回鶻文應是從敘利亞福音體文字發(fā)展而來的。他說：根據(jù)中世訪問蒙古地方之傳教士和馬可波羅的記載，回鶻人中多有基督教聶思脫里派之流布，而傳教士則為敘利亞人。這些傳教士同時傳授敘利亞文，最后發(fā)展為回鶻文。顯而易見，回鶻文字不僅與敘利亞文相似，而且文字形體及連接方法亦與之完全一致。[1]與之相同，蘇俄學者拉德洛夫(K90的墓葬中發(fā)現(xiàn)了9枚“代人”木牌。正面書漢文“代人”，背面書少數(shù)民族文字。[6]經(jīng)釋讀可知，這些木牌背面的文字為粟特文，其中可釋讀的3枚，一枚拼寫的為突厥—回鶻語k
4、iši（意為人），另兩枚拼寫的為漢語，一為rin“人”，一為tairin“代人”。[7]值得注意的是，此墓同時還出土有永康十七年三月廿□日的漢文紙文書殘片一件(編號為75TMK90：27)，另有兩件只書“十年”，而沒有年號，可能亦系“永康”時物。永康是柔然郁久閭予成的年號?！段簳肪?03《蠕蠕傳》載，北魏和平五年（464），柔然可汗吐賀真死，子予成繼位，“號受羅部真可汗……自稱永康元年”。如是，永康十七年應為480年。但吐魯番出土的《妙法蓮華經(jīng)》殘卷卷末題記卻有“永康五年歲在庚戌七月”字樣，依干支推算，永康五年應為470年，永康十七
5、年即為482年。[8]由于《魏書·蠕蠕傳》系后人所補，而《妙法蓮華經(jīng)》殘卷卻為當時人所寫，以理度之，當以482年較為可信。故學界多從之。[9]從這一文書看，該墓的時代當在公元482年左右，由此我們則可將突厥、回鶻人使用粟特文的時代由原來所認定的7～8世紀上推至5世紀末。突厥汗國時代（552～599）早期，粟特文是乃當時流行的書面語文。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nèi)發(fā)現(xiàn)了《布古特碑》正面即以粟特文和粟特語寫成，文中記載了突厥第3代可汗木桿(Mugan)和第4代可汗佗缽(Taspar)的事跡。當時，突厥盧尼文尚未形成，故以粟特語文撰寫碑文。[10]漠
6、北回鶻汗國時代，粟特文在漠北得到了更廣泛的應用，著名的回鶻碑刻《九姓回鶻可汗碑》和《塞維列碑》都使用了粟特文。說明回鶻人對粟特文的認識和喜愛也是由來已久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公元763年以后，由粟特人傳來的摩尼教被定為回鶻汗國的國教，粟特摩尼教師及商人等在回鶻汗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與外交上都享有特權(quán)，史書所謂回鶻“可汗常與共國”[11]之現(xiàn)象就生動反映了當時粟特人地位的顯要。他們所使用的粟特文被回鶻人采用以創(chuàng)制自己的文字也顯得更為順理成章。如前所述，回鶻文字母與粟特文字母在字型上更為接近，而與福音體文相去較遠，以此因素與回鶻文創(chuàng)制的時代背景結(jié)
7、合起來考量，不難推定，回鶻文的源頭應為粟特文而非敘利亞福音體文。只是由于粟特文和福音體文字都是由共同的原始文字，即閃含語系之阿拉美(Ahrimans)文字發(fā)展而來，字型本身就相差不遠，故極易引起混淆。下面我們再看回鶻文創(chuàng)制的時代。這也是長期困擾國際學術(shù)界的難題。拉德洛夫曾指出：回鶻文何時產(chǎn)生并無證據(jù)，但從吐魯番出土物看，8世紀下半葉已被使用。此外，Lavrov于喀什曾購得類似中國式之錢幣，其一面即以回鶻文鐫刻銘文TürgäšXaγanbirkäši(突騎施可汗一käši)，故知此貨幣顯
8、然為8世紀上半葉所鑄造，表明當時東突厥斯坦之北方，回鶻文已成為公用文字。[12]文中提到的突騎施錢幣及回鶻文問題尤當引起重視。我們知道，突騎施是唐代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