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人道與國家意志——從《切#8226;格瓦拉》到《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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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命人道與國家意志——從《切#8226;格瓦拉》到《九三年》摘要：話劇《切·格瓦拉》在2000年的春夏之交所刮起革命話語的旋風(fēng)已淹沒在市場與消費的浪潮中，時隔四年后由國家話劇院推出的《九三年》所宣揚的“絕對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的人道主義”主題一開始就遭冷遇，而本文就是圍繞著《切·格瓦拉》到《九三年》的接受情況，論證了革命與人道在國家意志的介入下難以通約的情形。關(guān)鍵詞：革命、人道、國家意志Revolution、HumanitarianismandPoCheGuevaratothe93’yearAbstract：aCheGuevara,arketandconsumption,Afte

2、rfouryears,thedrama,the93’year,performedbythestateshoanitarianismabovetheabsoluterevolution”,encounteredcoldshoulderattheverystart.Thepaper’sgoalistoinquiretheunmensurationstatesbetanitarianismunderinterventionofpoanitarianism.Poal"style="MARGIN:0cm0cm0pt;TEXT-INDENT:24pt;LINE-HEIGHT:150%;mso-

3、char-indent-count:2.0">兩種敘事不是不可以通約，然而其結(jié)果卻出現(xiàn)了雨果在《九三年》中描繪的情形。作為前貴族的朗特納克侯爵在小孩母親的哭聲中起了憐憫之心，返身去救他們脫離火海，這是雨果所強調(diào)的人性光輝的一面。然而為逃跑，他可是不惜縱火焚燒代表人類精神文化寶庫的圖書館在前的。他所發(fā)出的“殺掉，燒掉，絕不饒恕”的命令，及其部隊平均每天槍殺三十個共和國軍，縱火焚燒城市，把所有居民活活燒死在家里等惡行都因他這一瞬間的感動而受到寬恕。所以遠征司令郭文自作主張把他放了，結(jié)果，神父西穆爾登在把郭文送上斷頭臺后，以開槍自殺的方式表達了對人道主義的尊重與懺悔。應(yīng)該說，這三個

4、人物在慘烈的敵我斗爭面前，為了革命或反革命的需要，都做出了極端兇殘的行為，也都為此付出了心靈煎熬或肉身毀滅的代價。如果把革命或反革命看作神圣義務(wù)，朗特納克侯爵不會為救三個小孩而自投羅X，郭文不會放走對手，而神父西穆爾登也不會內(nèi)疚到自殺的地步。而如果他們都把人道主義看作至高無上的原則，也許這一切殺戮或自殘根本就不會發(fā)生，黑格爾的名言，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就在維護舊制度上具有了永久的權(quán)威。但事實上，革命或反革命的暴力并沒按照人道主義的牌理出牌，所謂人性的乖戾不但在法國大革命中而且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不斷地制造一幕幕慘劇。無論革命還是人道，都不像雨果所說的那樣占有絕對權(quán)威。確切地說，革

5、命和人道說到底都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無論它們是誰占據(jù)主流，在其中揮舞著指揮棒的，都是至高無上的國家意志。二國家意志反映和維護的是統(tǒng)治者的利益，其發(fā)揮作用的途徑不外乎國家機器的暴力和意識形態(tài)的威權(quán)，而在多數(shù)情況下，這兩種途徑總相得益彰的。在革命敘事的語法中，國家機器的暴力是用來對付革命或反革命的常規(guī)武器，而革命或反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所作的就是進行敵我陣營的劃分。任何一種劃分都不可能盡善盡美，但任何一種劃分卻都黑白分明和不容置疑，這也就決定了任何一種劃分都不是一勞永逸的行為。既然不允許革命與反革命之外的獨立群體存在，革命與反革命陣營的純粹性就不能保證，所以在以階級性作為追求純凈夢想的標(biāo)準(zhǔn)的時

6、候，就同時埋下了被人道主義解構(gòu)的伏筆。可以說，在當(dāng)代中國走向后革命時代的過程中，人道主義之所以成了知識分子用以反對階級論的武器，這完全不是偶然的。頗得人望的人道主義，在文革政治與改革開放的國家意志之間劃定了一條界限，贊成或反對的態(tài)度依然是截然對立和不可調(diào)和的，所以，人道主義雖強調(diào)要尊重人的價值，要把人當(dāng)人看，但把階級話語和革命敘事看作人的異化，把它們描述成了非人的東西。人與非人就在人道主義的語法中對立起來。這種對立當(dāng)然以肯定國家意志為前提，人性的復(fù)雜與多元，其實不過是為了反對階級出身論而臨時豎起的一桿大旗。這桿迎風(fēng)招展的大旗要免于被連根拔起的厄運，其限度就是它不能自以為所向無敵地搶

7、占改革開放的城頭。革命敘事在人道主義進逼下的節(jié)節(jié)敗退，但革命敘事的遺產(chǎn)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生產(chǎn)中，仍在不斷地產(chǎn)生新的變種。比如階級論雖然被有意識壓制了，但歷史決定論的表述卻還不時地呈獻在官樣的文章及各級領(lǐng)導(dǎo)的發(fā)言中，而即使革命的烏托邦情結(jié)被否定了，但有關(guān)革命光輝歷史的記憶，卻仍在一些特定節(jié)日慶典中以紀(jì)念晚會或獻禮片等形式不斷喚起。不可否認，這些記憶形式與文革前相比，提供給我們不少鮮為人知的細節(jié)，高大全的英雄不再是單純的革命機器而變得兒女情長起來；那種丑陋和變態(tài)的反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