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陶淵明、李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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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阮籍、陶淵明、李白摘要：阮籍、陶淵明、李白三人都與酒結(jié)緣。但阮籍飲酒既是天性，更是時代所逼，是大智若愚者的痛苦之飲；陶淵明飲酒是“適意”之飲，體現(xiàn)出陶淵明率性而為的本真；李白飲酒既有陶淵明的率性而為，更多地則是宣泄政治上的不平之鳴！　　關(guān)鍵詞：阮籍；陶淵明；李白；飲酒　?。篕203：Ａ：1005-5312（2011）35-0148-02　　中華民族有著歷史悠久、內(nèi)涵豐富的酒文化，歷代文人墨客有多少與酒結(jié)緣者，恐怕舉不勝舉。而阮籍、陶淵明和李白三人之愛酒，甚至是嗜酒，更是無人不知。《晉書·阮籍傳》載：本不愿與司馬昭同流合污的阮籍，卻因“聞步兵廚營人

2、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他還曾酣醉六十日，可謂創(chuàng)造了醉酒的“歷史之最”。陶淵明之嗜酒，也不遜色于阮籍。蕭統(tǒng)《陶淵明傳》就記載，淵明為彭澤令時，“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他的《五柳先生傳》也公開宣稱自己“性嗜酒”；他有很多作品與酒有關(guān)，甚至有直接用“飲酒”作為組詩標(biāo)題的，以至于蕭統(tǒng)《陶淵明傳》說“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詩仙李白，更是酒仙，酒簡直可以說是李白創(chuàng)作的原動力，所謂“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杜甫《飲中八仙歌》），正是酒催生了李白那一篇篇震古爍今的美妙詩篇；沒有了酒，很難想象李白能寫出那些傳頌

3、千古的名篇佳作。不僅如此，而且李白飲酒是豪飲，“會須一飲三百杯”（《將進(jìn)酒》），“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李白飲酒，又是上應(yīng)天理，下合人性的：“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yīng)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圣，復(fù)道濁如賢。圣賢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保ā对孪陋氉谩菲涠　〉藧劬疲质歉饔性虻??！　∪罴嬀疲c他出世隱遁的思想關(guān)聯(lián)，更是政治環(huán)境所逼，是他與司馬氏斗爭的手段。　　《晉書·阮籍傳》載：阮籍“嗜酒能嘯”，可見其天性嗜酒。但讓阮籍養(yǎng)成這樣一個不良

4、嗜好的，卻是他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阮籍讀書雖“尤好老莊”，但畢竟“博覽群籍”，他年輕時也有過“濟(jì)世志”。這說明儒家正統(tǒng)思想對他不是沒有影響?？墒撬环陼r。他生活在魏晉交替之際，正是司馬昭加緊向曹魏奪取皇權(quán)之時。阮籍是一個清醒的名士，他如何不知司馬昭之心！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加上他父親阮瑀畢生服務(wù)于曹魏政權(quán)，官至魏丞相掾，從感情上講，阮籍必然傾向曹魏而不滿司馬氏。但為了消滅曹魏力量，奪取皇權(quán)，司馬氏采取的是殘酷大屠殺的手段，“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阮籍性格又不像其友嵇康那樣：“剛腸嫉惡，遇事便發(fā)”（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為了遠(yuǎn)禍全身，他

5、只能以“酣飲為?！?。（《晉書·阮籍傳》）這醉酒的背后，既有借酒澆愁的成分，更多的卻是借酒來掩飾自己的內(nèi)心，勿為司馬氏抓到什么把柄，進(jìn)而遠(yuǎn)離是非，保全生命?！爸窳置俊毕矚g飲酒，雖然原因可能還會有所不同，但在借酒避禍這一點上恐怕是相同的。“通過醉酒而放棄時間感從而達(dá)到避禍的目的；通過麻醉消除了個人意志從而緘默。通過豪飲和狂放強(qiáng)化了作為等級的身份，矛盾批判就這樣‘詩化’和‘神秘化’了。因此，竹林名士的酒，與其說是自我意識的覺醒，不如說是自我意識的消解。”這就不難理解為何“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發(fā)言玄遠(yuǎn)，口不臧否人物”（《晉書·

6、阮籍傳》）了。這是阮籍的無奈之舉，更是阮籍同司馬氏斗爭的智慧體現(xiàn)。比如，為了拉攏阮籍，司馬昭想要為兒子司馬炎向阮籍女兒求婚，阮籍該怎么辦？答應(yīng)司馬昭，那就是賣身司馬陣營，阮籍的良知告訴自己：絕不能?？刹淮饝?yīng)司馬昭，等于直接表達(dá)了自己不與司馬氏同流合污的態(tài)度，那要招來殺身之禍的！于是阮籍采取了一醉六十日的方法，讓司馬昭“不得言而止”（《晉書·阮籍傳》），充分體現(xiàn)出阮籍的大智慧。在那樣一個特定的歷史年代，阮籍要保全性命，內(nèi)心活動與實際行動，就不能不保持一定的距離?！笆廊私宰砦要毿?，世人皆濁我獨清”，是要忍受極大煎熬和痛苦，非具有遠(yuǎn)見卓識難以做到的。阮

7、籍表面酣醉，內(nèi)心清醒。既保全了自己，又沒有喪志變節(jié)，這不是阮籍的大智慧嗎？　　陶淵明生活在晉宋之交，經(jīng)歷了東晉末年桓玄篡晉，劉裕、劉毅之間的權(quán)力之戰(zhàn)，以及親眼目睹了當(dāng)時的農(nóng)民起義，社會的動亂，世道人心的險惡，讓他“騫翮思遠(yuǎn)翥”的“猛志”破滅了，在那樣一個“真風(fēng)告逝，大偽斯興”的黑暗社會里，陶淵明這樣“豈肯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蕭統(tǒng)《陶淵明傳》）之人是不堪躋身官場的。所以，他在戰(zhàn)也看夠了，亂也看夠了之后，毅然選擇了歸隱田園。因為他的性格是“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的（《五柳先生傳》）。他在退隱田園之后，對早年躋身封建

8、官場是深感后悔的：“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保ā稓w去來兮辭》）十三年斷斷續(xù)續(xù)的求祿經(jīng)歷與他“悅親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