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學中的直書與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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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晉南北朝史學中的直書與曲筆一在魏晉南北朝，盡管曲筆隱諱的史家在歪曲和捏造歷史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但由于每個史家的社會經歷、既得利益、個性氣質各不相同，各人曲筆隱諱的方式、程度和所要達到的目的也迥然有別。主要表現為如下三種情形：（一）懾于統(tǒng)治階級的淫威不敢秉筆直書。魏晉南北朝時期，統(tǒng)治階級把史學作為維護其統(tǒng)治地位的一種強有力的思想工具。他們憑借自己手中的權勢，每每要求史家粉飾太平，隱惡揚善。一些史家懾于統(tǒng)治階級的淫威不敢據事直書。如西晉史家陳壽，早先在蜀之時，曾因“質直”不肯向權宦屈服而備受挫折。吃一塹，

2、長一智。入晉之后，格外“聰警敏識”。他懾于司馬氏的赫赫權勢，特別是目睹當時“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社會現實，不禁不寒而栗。他撰《三國志》，以免遭到司馬氏政權的殘酷迫害，采取曲筆回護手法，為魏晉統(tǒng)治者隱惡溢善。如高貴鄉(xiāng)公曹髦本為司馬昭之黨羽成濟所殺，但《三國志·高貴鄉(xiāng)公紀》只說：“高貴鄉(xiāng)公卒，年二十?！鼻逸d一司馬昭的奏議。這樣，在陳壽筆下，司馬昭這一弒君之罪魁禍首儼然成為討賊的功臣。清代趙翼曾憤然指出：“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也。”［1］這里需要附帶說明的一點是，陳壽撰《三國志》之

3、時，曹魏政權早已覆沒，他為何又要替曹魏政權回護呢？這是因為，魏晉之際是一個篡奪相承的歷史時代，而司馬氏篡魏，與曹魏篡漢，本是一脈相承的。既要為晉隱諱回護，就不能不替魏回護。陳壽用心可謂良苦。一部《三國志》為魏篡漢、晉篡魏之事竭力隱諱，曲盡袒護。僅就魏、蜀之間的戰(zhàn)爭而言，凡屬魏取勝者則大書特書，而蜀漢的幾次勝魏卻只字不提。又如司馬氏兄弟包藏禍心，殘戮忠良，毋丘儉、文欽率兵予以討伐，當是應受表彰的魏之忠臣，但陳壽為了袒護司馬氏，卻說他們造反。（二）屈從于個人名利而不愿秉筆直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類史家在

4、他們有限的人生中總是不肯放棄對金錢的追逐、榮華的竊羨和享樂生涯的留戀，為了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祿，他們不惜對本朝統(tǒng)治者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凡所撰著，一意按統(tǒng)治者的意圖行事，對本朝溢美隱惡，于敵國肆意詆毀，歪曲事實，篡改歷史。南朝宋史家沈約一生“自負高才，昧于榮利”，政治上的欲望從未消減。為了躋身政壇，享受高官厚祿，凡事處處逢迎主子意圖。他早先曾投靠文惠太子（蕭長懋），本想借文惠太子稱帝在政治上有一番更大的榮耀。不料永明十一年（４９３年）正月，太子病逝。沈約非常傷感，一年之中，登樓賦詩，求仙訪道，表面上似有止

5、足之志，實際上并沒有放棄做官的愿望。永元三年（５０１年）十二月，齊雍州刺史蕭衍率軍直抵建康，殺東昏侯，執(zhí)掌朝政。就在蕭衍篡代之勢已成而尚不敢冒然稱帝之際，沈約挺身而出，為蕭衍出謀劃策，終于使蕭衍代齊自立。在沈約的導演下，完成了一場禪代丑劇。因此，梁建國以后，沈約官運亨通，青云直上。正由于這些，沈約撰《宋書》，從自己的功名利祿出發(fā)，大肆頌揚豪門士族，凡屬達官顯貴者，必為之作“佳傳”，立“美名”。對有些王侯、大臣如劉裕、蕭道成的篡位弒君，曲意回護，對一些被皇帝枉法誅戮或賜死的諸王、大臣，不如實記其死因，而書

6、以“薨”、“卒”。僅就本紀而言，許多重要歷史事實的真相被掩蓋與歪曲。特別是沈約處于宋、齊革易之際，身事兩朝，既要為宋回護，又要替齊隱諱，更使歷史事實乖違顛倒，混淆不清。實為篡奪，卻書以“禪位”；正直之士反對權臣為非作歹，而冠以“反”、“叛”之名；阿諛拍馬之流起兵助權臣者，反曰“起義”。一切唯主是從，俱無事非標準。南朝齊蕭子顯身為南齊宗室，極端的功利主義促使他編撰的《南齊書》充滿了曲筆不實之辭。他從本階級的切身利益出發(fā)，對待統(tǒng)治階級內部矛盾，寧愿舍棄史德曲筆處理，以博得最高統(tǒng)治者歡心。尤其是對其祖先極盡曲

7、筆回護與溢美頌揚之能事。如對其祖父蕭道成指使王敬則勾結楊王夫弒宋蒼梧王劉昱一事，不予記載。又如為了抬高其父豫章文獻王蕭嶷的地位，為之作正史列傳，置于文惠太子傳之后，本無多少事例，卻洋洋灑灑，鋪陳粉飾至九千余字。至于《南齊書》對宋、齊革易之際史事的記述，曲筆更多。一場爾虞我詐、干戈相交的“易代之戰(zhàn)”，在蕭子顯筆下竟儼然唐虞揖讓光景，絕不見逼奪之跡。正如宋王應麟所說：“子顯以齊宗室，仕于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2］這些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而不愿秉筆直書的史家，用本來是公正無私、一視同仁的史筆寫下

8、了是非不平、褒貶不公的歷史篇章。這一方面嚴重地損害了歷史的真實，給后人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設置了障礙。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生平簿上留下了點點污漬。站在今人的立場上說句公道話，這些史家不只是應該受到道義的譴責，而且也應承擔一定的歷史責任。不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他們畢竟是生活在強權社會，特定的時代環(huán)境與社會結構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具有今人開闊的視野與坦蕩的胸懷，而只能是在個人的小天地里打轉轉。（三）為一己之私利而故意任情褒貶。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