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先秦時期的史學觀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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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先秦時期的史學觀念(1)中國古代史學之極其興旺發(fā)達，在世界文化史上獨樹一幟，史學發(fā)展上的連續(xù)不斷，史籍形式與內容的豐富多樣，是其他任何單一的古代民族和國家所無與倫比的。這種文化特點的出現、鞏固和持續(xù)發(fā)展，當然有著很復雜的原因，但追溯到中國文化起源的先秦時期，探討當時史學觀念的形成與發(fā)展，以及如何奠定了中國古代史學日趨繁榮的基礎，則為史學史研究所必須關注的焦點。一、“殷鑒”――中國上古理性思維的第一線曙光人類的意識，是從原始社會就存在的，但意識進步到理性思維的程度，則經歷了較長的過程。這里所說

2、的“理性思維”，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統(tǒng)性的邏輯思考。原始人在生產斗爭中，會得到豐富的感性認識，但卻不能以系統(tǒng)性邏輯思考的方式認識其本質，原始神話是當時思維和認識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這種思維寄托于虛幻的想象，不屬于理性思維的性質。當人類社會攜帶原始宗教意識與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階級分化時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統(tǒng)治者強化，可能使思想更趨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會變革、社會分工與腦力勞動者的出現，以及生產力的進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維迅猛發(fā)展。這兩種對立的

3、因素的消長，將決定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文明”時代到來之際的文化發(fā)展狀況。古希臘的奴隸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緣關系紐帶對人們個性的束縛，手工業(yè)與農業(yè)的分工比較明顯，商業(yè)比較發(fā)達，神權的統(tǒng)治比較松馳，政治上形成奴隸主民主制等等社會條件，產生一批人身與思想皆比較自由的腦力勞動者，帶來了學術文化的繁榮，產生了較為系統(tǒng)的科學和哲學。而中國進入階級社會之后，仍襲用氏族制度的軀殼以建立統(tǒng)治政權，血緣氏族紐帶經過改造形成了更為緊密的種族關系與宗法關系紐帶，適應水利的需要而實行土地公有制，

4、在政治上也表現為王權專制，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這種狀況。于是，與王權專制對應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關系的祖先崇拜相結合，形成牢固的神權、族權觀念，各個層次人們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發(fā)展走上與古希臘不同的途徑。中國上古從夏代至商代，彌漫著濃重的宗教迷信觀念，夏代遺存的文化資料很少，商代的卜辭則反映出凡事皆須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決定，人是絕對被動的，統(tǒng)治者也沒有對事務獨立判斷的自覺意識，而最早的腦力勞動者基本上均擔任或兼任占

5、卜、祭祀一類的神職，并不具備獨立進行理性思維的社會條件。文化發(fā)展的成就主要呈現在與農業(yè)生產、日常生活相關聯的氣象、歷法、冶煉及直接觀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卻缺乏如古希臘那樣燦爛的學術遺產。據傳夏朝經歷了約五百年，商朝的歷史也達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時期，孔子即發(fā)出夏、商“文獻不足”的浩嘆，〔[2]〕其實更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維及其成果。夏商兩代，漫漫千年，社會意識上嚴重缺乏自覺精神，充滿盲目和蒙昧。在中國上古，理性思維要沖破神天迷信羅網的禁錮，只能等待機緣、另辟蹊徑，這機緣就是殷周之際的政權變革，這

6、蹊徑就是首先從歷史思考上打開缺口。周族原為臣屬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強大并最終取代殷商的統(tǒng)治地位，這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社會振蕩。殷商末年，商朝的個別政治人物已經預感危機，向商紂王提出警告，而紂王則認為他受大命于上天，不以為意?！瞇3]〕可見在商代，除極少數人之外，統(tǒng)治者對“天命”皆抱有極其僵化的迷信。周滅殷商之后，周仍然面臨著殷民的反抗，這一切引發(fā)了周初主要統(tǒng)治人物的憂思：殷商為何敗亡？周政權如何鞏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轍？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觀念，〔[4]〕意思是：以殷商的覆滅

7、為鑒戒，則知“天命”之難保，即從歷史思考而重新認識天命。這種思考得到反復的強調與深化，例如《詩經·大雅·蕩》說：“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這里所說的“殷鑒”，是指殷朝應以夏為鑒。這自然會導出周以夏、殷為鑒的認識，《尚書·召誥》言：“我不可不監(jiān)于有夏，亦不可不監(jiān)于有殷”，即將夏、商興亡的歷史引為借鑒?！耙箬b”是周初統(tǒng)治者提出的概念，表達了對歷史的思索與總結，就是要以前朝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作為行政的借鑒與警惕。這種思索深化到天命與人事的關系、民眾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則等問題，形成了在天命論外殼

8、內具有理性精神的歷史觀與政治觀，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天命轉移的觀念。周初統(tǒng)治者在《康誥》中，通過總結歷史明確地提出“惟命不于?！?，〔[5]〕這與《詩經·大雅·文王》中“天命靡常”一樣，都是說“天命”是可以改變和轉移的，周初的許多詩歌、文誥皆在敘述歷史時表達了這一思想。那么“天命”發(fā)生轉移的條件是什么？《尚書》中《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等篇記載周公多次詳細總結夏、商、周政權變革的歷史，認為統(tǒng)治者如果對天帝失敬、行為放縱、貪圖安逸、棄德任刑、殘害無辜，都會被上天遺棄并降下懲罰，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