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對中國美學的貢獻

《王國維對中國美學的貢獻》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學術論文-天天文庫。

1、王國維對中國美學的貢獻一　　王國維生活的時代，正是災難深重的中國處于內憂外患，日益瀕臨于危殆的生死存亡的時刻。在這一時期，王國維由哲學進而研究美學、文學，取得了學術上的重大收獲。（注：他先后發(fā)表了《哲學辨惑》(1903)、《論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紅樓夢評論》、《釋理》、《叔本華與尼采》(1904)、《論近年之學術界》、《論新學語之輸入》、《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1905)、《原命》、《屈子文學之精神》、《文學小言》十七則、《去毒篇》(1906)等等帶有開創(chuàng)性的關于哲學、美學、文學的著名論文，為世人所矚目，也奠定了他在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縱觀王國維一生的學術道路，雖曲折多變

2、，卻明顯地透露出一種人文關懷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其美學研究中就具體化為對于人生永恒意義和心靈慰藉之所的探問、對于提高國民精神和人自身發(fā)展的關注，并集中體現在他的《紅樓夢評論》和對美育的倡導之上。　?。ㄒ唬都t樓夢評論》是王國維早期的一篇重要美學論文。王國維借對《紅樓夢》的評論，表達了他對人生根本問題的苦苦思索。他以叔本華的意志論哲學為基礎，融含中國的道家思想，對人生作出的分析是：人既有身，就必有欲望，有欲望就不可能沒有追求。然而在生活中，并不是人的所有欲望都能得到滿足。一個欲望被滿足了，就會有其他的欲望隨之而產生，如此生生不已、循環(huán)往復，人就永遠處于欲望不能被滿足的苦痛之中。但是，即使人的所有

3、欲望都獲得了滿足，人不再有新的欲求對象了，人也不會感到幸福。因為當人無所事事的時候，空虛、無聊、厭倦之情就會立刻同人襲來，這時生活本身就將變成一種不堪忍受的重負，這同樣是一種痛苦。由此，王國維得出的結論是：生活即欲望，人生即痛苦。　　王國維將入生的本質歸于欲望與痛苦當然片面，但這種敢于直面人生、不粉飾和掩蓋人生患難的生存態(tài)度是比那種盲目的樂觀主義要深刻的。王國維還把對《紅樓夢》美學價值的體認與對國民性的剖析結合起來。他認為中華國民的精神是世間的、樂天的，表現在藝術趣味上，則是喜歡始悲終歡、始離終合、始困終亨的“大團圓”結局?！都t樓夢》卻一反這種傳統的樂天文化，以悲劇告終，從而使人透徹地看待人

4、生與痛苦的關系，雖然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但這正是其深刻美學價值之所在?！　∶鎸θ松耐纯?，王國維把藝術作為解脫的途徑。在他看來，藝術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關系之外，而忘物與我之關系”。這里面似乎隱藏著某種積極的意義。因為只要不是借藝術的象牙之塔來完全逃避現實的責任，我們就不能否認藝術給那些終日作稻梁謀的人們所帶來的心靈的慰藉，而且當人擺脫了現實世界中各種功利關系的桎梏和枷鎖而進入一個完全自由的藝術世界時，審美的關照方式就可能使人走上接近真理的超越之路?！　。ǘ┨岢烙峭鯂S在美學上作出的一個很大貢獻，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他能著眼于發(fā)展國民的新精神，為使國民感情健康、趣味高尚而談實施

5、美育，這就尤其具有獨特的意義。王國維倡導美育，與當時“教育興國”的時代風氣和他所接觸的西方美學思想本身就包含美育的內容是分不開的，那時不少國人吸食鴉片、政府又屢禁不止的現實則給了他直接的觸動。他分析中國人之所以篤嗜鴉片，是因為他們精神上的空虛和無所寄托，而更為深刻的原因除了政治腐敗、教育落后，造成國家貧窮，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無希望、無慰藉之外，還在于我國文學藝術極不發(fā)達，根本不能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他曾以飽含感情的口氣說道：　　試問我國之大文學家，有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如希臘之鄂謨爾（即荷馬——引者按）、英之狹斯丕爾（即莎士比亞——引者按）、德之格代（即歌德——引者按）者乎？吾人所不能答

6、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無其人歟？抑有之而吾人不能舉其人以實之歟？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說，則我國之文學不如泰西；由后之說，則我國之重文學不如泰西。前說我所不知，至后說，則事實較然，無可違也。我國人對文學之興趣如此，則於何處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歟？則我國無固有之宗教，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氣。求之于美術歟？美術之匱乏，亦未有如我中國者也。則夫蠻蠻之氓，除飲食男女外，非鴉片賭博之歸而奚歸乎！故我國人之嗜鴉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與西人之細腰、中人之纏足，有美學的必然性無以異。不改服制而禁纏足，與不培養(yǎng)國民之趣味而禁鴉片，必不可得之數也。夫吾國人對文學之趣味既如此，況西洋物質的文明又滔滔而入中國

7、，則其壓倒文學，亦自然之勢也。夫物質的文明，取諸他國，不數十年而具矣，獨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養(yǎng)，與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2]　　這里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九十多年前，一些有志之士就因痛感我國由于貧窮落后而處處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蹂躪和壓迫，所以不斷發(fā)出要求社會變革的強烈呼聲，并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等一系列具體主張，從而不僅促使我國開始大量引進西方的器物、技術和社會制度等物質文化的因素，而且這種趨勢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