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憲政超驗之維的方法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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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憲政超驗之維的方法論問題經驗問題　　　　在現(xiàn)代歷史上，并不乏非西方國家而建立起自由憲政的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日本和土耳其。戰(zhàn)后的麥克阿瑟強加給日本一個自由憲法，一個自由憲政制度，在軍事占領體制下，這套體制落實，并且到目前為止，平穩(wěn)地運行了數(shù)十年，而比任何戰(zhàn)后同期建立的極權主義政體穩(wěn)固得多，從經濟上看，也有效率得多。同為儒家文化背景的新加坡，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自由政體。臺灣更不用說。而臺灣的自由政體是在軍事專制框架內建立起來的。同樣是非西方國家，甚至完全是反基督教的土耳其，基末爾革命之后用軍隊為依

2、托建立起自由憲政政體。此一政體在伊斯蘭全面陷入失敗的時候，穩(wěn)固地維持了近一個世紀?！　　　∩厦娴臍v史事實提示了一個問題：沒有基督教的超驗之維，同樣可以建立起從基督教的超驗背景中發(fā)展出來的自由政體。它甚至更提示我們：在不管什么樣的超驗背景下，均可以建立起自由憲政政體。甚至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沒有任何超驗之維，也同樣可以建立起自由憲政?！　　　∵@一經驗事實可以給我們以信心。但我一寫道，經由上述事實我們只能得到一些薄弱的暗示，這些暗示可能是完全錯誤的，因為真理與直覺并不總是重合。所謂的信心，也只有經過理性的

3、論證之后才是穩(wěn)固的。因而，我們需要一個自由憲政政體與超驗之維的關系的理論。　　　　方法論問題　　　　如果說，西方的憲政理論，作為一種回顧性的、歷史學的理論構建，需要將更為具體的基督教作為憲政的超驗之維護來予以探討的，那么，中國的憲政理論，應當是一種更抽象層面上的純粹政治科學的理論建構。在這里，需要探討的憲政的超驗之維，而不再是作為一種超驗之維的具體的基督教，而應當是更為抽象的、一般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觀念。　　　　你只有在更抽象的層面上探討，才能找到中國的制憲原則和方法，否則，糾纏于基督教與西方憲政

4、的關系，你所研究的只是西方憲政的歷史學，而不是普遍的憲政科學，而中國所需要的，恰恰是普遍的憲政科學。對此，我的朋友劉海波有精彩論述，可惜我手頭沒有電子文本?！　　　》俏鞣絿医⒘俗杂蓱椪w，僅此一經驗事實似乎可以證明，有人（包括西方大家）總結出來的基督教與憲政之間的因果關系，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作為一個城市的拉斯維加斯、澳門的繁榮，與賭博經濟有的直接的、任何人都辨認得出的因果關系，但是，我們不能由此出一個普遍的結論：每個城市的發(fā)展繁榮，都必須以賭博經濟為基礎?；蛘?，賭博經濟可

5、以使所有城市或者任何一個城市繁榮。或者，離開了賭博經濟，任何一個城市都湖能繁榮?；蛘?，某個城市之所以不繁榮，就是因為它沒有賭博經濟。所有這些結論，都是荒謬的。　　　　從基督教與西方自由現(xiàn)政體并行出現(xiàn)這一歷史事實中，我們可以得出的邏輯上的結論可能僅僅是：自由憲政與一般意義上的超驗之維有關。當然，從發(fā)生學的意義上說，對于西方憲政的發(fā)現(xiàn)、建立，基督教起了一定作用，但沒有任何人可以確切地給出兩者之間可以辨認的因果關系?！　　　‘斎唬鞣綄W者幾乎一致地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因果性關系。然而，從某兩個具體事實間存

6、在著的因果關系，在更為抽象的層面，則并不必然存在著同樣的因果關系。作為一個男人的張三比作為一個女人的李四有才華，但這并不能證明：作為一個類的男人，比作為另一個類的女人，更有才華。我們需要超越具體的事實，而透過理論上的建構，重新在更抽象的層面上尋找其間的關系模式?！　　　∫虼?，即使中國的學者接著西方學者，承認基督教與自由憲政之間的因果關系，但對于中國的憲政科學家來說，這只是一個理論研究的起點；西方學者的結論，對于我們而言，只是一個個別的、可觀察的經驗事實。在西方學者經由觀察西方的歷史而發(fā)現(xiàn)的基督教與自

7、由憲政之間的關系，我們需要超越歷史地、個別的事實間的關系，而尋找一般意義上的關系模式?！　　　∵@就是說，中國需要的不再是重復西方的憲政歷史研究，而是一門普遍的憲政科學。作為普遍的憲政科學，我們需要證明的是：一般性的憲政與一般性的超驗之維中間，是否存在著不即不離的關系，或者說，離開超驗之維，不能構建自由憲政政體？或者，自由憲政根本不需要超驗之維？或者，憲政政體與超驗之維之間僅僅是并行關系，而非因果關系？或者，確實只有一種超驗之維（比如基督教），才能作為自由憲政的超驗之維？　　　　不管是哪個理論上的結論

8、，我們都不應再接著西方學者去研究，基督教跟自由憲政之間的關系，因為那仍然是在研究西方的憲政歷史，而不是在研究憲政科學。確實，西方的憲政學者可以只研究作為一種具體的超驗之維的基督教與作為一種具體的自由憲政的英國、美國政體之間的關系，因為，對他們而言，歷史學的研究，幾乎就等于憲政科學的研究，因為在西方背景下，用憲政史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可以直接解決憲政制度建構中面臨的問題。　　　　相反，在中國，我們卻需要研究的是一般的超驗之維與一般的自由憲政之間的關系。因為只有在解決了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