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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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基于非期望產出模型的分析張軍范子英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內容提要：財政分權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但同時由于單一的政治激勵加上有偏的經濟激勵，負面的產出近年來逐漸增加，本文構建了一個框架可以同時衡量財政分權的正面產出和負面產出。采用非期望產出模型計算了各省在1985-2001年的經濟效率，我們發(fā)現(xiàn)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經濟發(fā)展狀態(tài)逐漸擺脫計劃經濟的影響，有效率的省份開始從京津塘向沿海地區(qū)轉移。我們還發(fā)現(xiàn)財政分權和開放是能夠帶來這種綜合效率的改善，并且開放能夠限制政府在經濟中的

2、作用，但是1994年的分稅制顯著降低了財政分權的作用，同時財政分權在地區(qū)之間的作用也存在顯著差異。關鍵詞：效率；財政分權；非期望產出模型一、引言以1978年作為改革開放的起點，到今年剛好經歷了整整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這一歷程帶來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GDP增長了14倍，年均增長速度接近10%；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增長了6.7倍；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06年的21481萬（吳敬璉，2008）。但是伴隨著經濟開放過程的還有負面產出的增加，比如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和中西部地區(qū)間差距的持續(xù)擴大、公共服

3、務供給不足、國內市場分割嚴重、重復建設和效率損失（ZhangandZou,1998;周黎安，2004；王永欽等，2007；）。國家“十一五”規(guī)劃明確提出要構建和諧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目標不能片面地追求GDP的最大化，而是在保證GDP2快速增長的同時降低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產出，形成一種優(yōu)質的經濟發(fā)展模式。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增長絕大部分歸功于制度上的改革，農業(yè)部門的改革使得家庭重新作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制造業(yè)部門引入了物質激勵和真實價格，以及民營經濟的出現(xiàn)等等，政府在這一階段逐漸從經濟生產中退出，給予經濟發(fā)展主體充分的激勵（

4、Lin,1992;Perkins,1988）。后來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地方政府在經濟中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各地都加大了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和外資的引入，這些直接促進了當?shù)氐慕洕l(fā)展，以往的理論無法解釋地方政府的這種激勵，特別是無法解釋為何中國的地方政府有如此高的熱情來參與經濟活動。早期用來解釋地方政府介入基礎設施投入的理論，大部分都認為向地方政府分權能夠提高公共品的提供效率，比如Oates(1985)認為財政分權使得地方政府更有激勵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這直接促進了各地的經濟增長；特別是考慮到公共品的供給，地方政府具有更準*感謝

5、合肥工業(yè)大學李靜副教授在數(shù)據處理上提供的幫助，感謝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陳釗、陸銘、姜建強、王永欽、張晏、章元提供的修改意見，本文曾在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報告過，感謝參與者提出的意見。1這里的負面產出是指我們不需要的產出，這些產出的增加會降低國民福利，比如環(huán)境污染等。2十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和諧社會的具體內容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關鍵詞還是公平正義。3確的信息，居民的用腳投票的機制使得地方政府能夠提供優(yōu)質的公共品（Tiebout,1956）。各地居民對

6、公共品的偏好和需求量是有差異的，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無法滿足這種異質性，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更高（Stigler,1971）。因而為了使得公共品的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適當?shù)慕洕謾嗍潜匾模∕usgrave,1959）。但是分權也是有成本的，分權越徹底，地區(qū)之間在公共品提供以及經濟發(fā)展上的規(guī)模經濟就越低，反之，如果越集中，則中央政府無法協(xié)調滿足各地的差異性，因而適宜的分權應該是在規(guī)模經濟和滿足差異性之間進行權衡4（Oates,1972）。但是上述的分權理論并不適用于發(fā)展中國家（Bardhan,2002），因為發(fā)展

7、中國家的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以公共福利作為目標的，地方政府的官員是有其自利的動機（QianandWeingast,1997;Garzarelli,2004），與上述理論的激勵基礎完全不同。中國從80年代正式開始的經濟分權是伴隨著政治考核的集中化，經濟的發(fā)展成了考核地方官員的唯一指標，因而傳統(tǒng)的對地方政府的說教行為就轉換成為了“標尺競爭”（張軍等，2007），甚至是一種“政治錦標賽”（周黎安，2004）。政績考核的標尺使得地方政府有激勵發(fā)展經濟，加上經濟分權，中國逐漸形成了“市場維持型的財政聯(lián)邦主義”（Jin,Qiana

8、ndWeignast,2005），各地爭相通過改善投資環(huán)境來吸引外資，如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地區(qū)間的競爭也加大了各地援助國有企業(yè)的成本，因而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實證方面關于財政分權和經濟增長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Bardhan,2002），大部分的研究都支持中國的財政分權促進了經濟發(fā)展（Ma,1997;LinandLiu,2000;喬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