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詩言志”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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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學理論批評的萌芽和“詩言志”的提出一、文字創(chuàng)造中的方法與賦，比，興的思想萌芽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萌芽是在創(chuàng)造文字以后。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文者，物象之本。”然而，象形文字只是用符號模擬物象的一種最簡易的直接描寫方法，它大約相當于后來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賦的方法。它們指事有象征意義，會意有比喻意義，大約相當于后來詩歌中運用的比興方法。二、卦象與比興易象作為一種占卜的工具，它的主要特點是以一種抽象的符號來象征具體的現(xiàn)實事物，這就需要有豐富的想象能力。毫無疑問，它比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模仿、比喻、象征要復

2、雜得多了。用一種抽象的符號來表示某種具體的意思，從它的象征作用來說，與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興”有相似之處。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中強調(diào)了“易象通于詩之比興”的道理?！耙紫箅m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里。”如“言不盡意，立象以盡意”的觀念與文學的本質(zhì)特征就非常接近。它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重要傳統(tǒng)之一。三、《詩經(jīng)》中“美刺”的自覺《詩經(jīng)》中不少詩篇的作者曾明確地表達了他們寫詩的目的，如《大雅·嵩高》云：“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巷伯?！边@是周宣王之舅申伯被封于謝，大臣尹吉甫特地作詩送他，頌揚他的德行，是美詩?！洞笱拧す?jié)南山》“

3、家父作誦，以究王洶，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边@是周幽王時大夫家父諷諫太師尹氏弊政的。尹氏執(zhí)政不公，任用小人，天怨人怒。作者說他寫此詩是為了追究幽王身旁的“兇人”，以改變其心，而達到撫養(yǎng)“萬邦”的目的，這是“刺”詩。上述詩歌中，詩人所表達的作詩意圖，在《詩經(jīng)》中是有代表性的，非常突出地強調(diào)了詩歌中的美刺作用，認為文學作品應當表現(xiàn)出人們對現(xiàn)實生活的褒貶態(tài)度，要以文藝為武器對現(xiàn)實生活，特別是對社會政治起積極的干預作用。四、獻詩諷刺說與觀詩知政說比《詩經(jīng)》稍晚，春秋時期出現(xiàn)了比較正式的有關(guān)文學理論批評的論述，它們主要保留在《國語》、《左傳》等

4、書的記載中。我們可以把它歸納為兩張說法：一是獻詩諷刺說，二是觀詩知政說。觀詩知政說比較集中地體現(xiàn)在《左傳》季札觀樂時發(fā)表的評論中。當時詩和樂是不分的。觀樂實際上同時也是觀詩，評樂實際上也是評詩，季札的審樂觀詩完全把文藝作品看做是政治狀況的反應。中國上古時代的文藝實踐中，詩、樂、舞三者是緊密結(jié)合而不可分割的。在詩、樂、舞三者之中，樂占有更為重要的地位，是三者的核心?！渡袝鴺酚洝分性鴮υ姟?、舞三位一體的狀況作了一個理論性的總結(jié)：“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氣從之。從以上可以說明詩、樂、舞三者都是人得心

5、志之體現(xiàn)，但又各有不同的角度與方式。這種以樂為中心、詩樂舞三位一體的狀況，決定了先秦論樂的內(nèi)容實際也就是論詩的內(nèi)容。而且先秦的詩歌理論批評實際是從音樂理論批評中派生出來的。先秦的樂論內(nèi)容是非常豐富的，儒、道、墨、法等主要學派都有很多的音樂理論著作，我們現(xiàn)在研究他們的文藝思想，樂論是最主要的部分，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要超過詩論。五、“詩言志”的提出一般學者認為目前文獻資料有兩處最早提到“詩言志”，一是《尚書·堯典》，一是《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前者記載為舜對他大臣說的話，許多學者認為不可信。故多認為后者較為可信。襄公二十七年乃公元前5

6、46年，大約是春秋末戰(zhàn)國初期。到戰(zhàn)國中期“詩言志”已是一個普遍的觀念。朱自清先生說“詩言志”是我國詩歌理論的”開山的綱領(lǐng)”。所謂詩言志，“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負?！把浴钡亩际且恍┱卫硐?。而“詩”根本是為政治服務(wù)的。中國古代“詩言志”說的實質(zhì)，就是把文藝看做是人的心靈的表現(xiàn)，這與西方古代把文藝看作詩對現(xiàn)實的模仿和再現(xiàn)，是很不同。柏拉圖認為藝術(shù)是“影子的影子”?，F(xiàn)實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的，而藝術(shù)又是模仿現(xiàn)實世界的，雖然這都是不成功的模仿，但畢竟是模仿的產(chǎn)物。亞里士多德批評了柏拉圖的理念論，更明確地把藝術(shù)看做是再現(xiàn)現(xiàn)實的產(chǎn)物。柏拉圖

7、、亞里士多德的時代相當于中國古代的戰(zhàn)國時期，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東西方當時對文藝本質(zhì)認識上的主要差異和各自的不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