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軾在黃州的創(chuàng)作看蘇詞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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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蓑煙雨任平生——從蘇軾在黃州的創(chuàng)作看蘇詞的特色摘要：蘇軾作為一代詞家，以豪放與曠達的風格開創(chuàng)了北宋詞“豪放”一脈，他的坎坷的政治遭遇卻成就了其文學功業(yè)，尤其是由于“烏臺詩案”貶謫黃州期間，他順應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欣然接受佛老思想，將儒、釋、道三種思想相融通，是他創(chuàng)作上的黃金期。他以詩入詞，創(chuàng)作于這一時期的作品如《念奴嬌·赤壁懷古》《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等，則更為純熟的體現(xiàn)出蘇詞豪放與曠達的藝術風格。關鍵詞：蘇軾“烏臺詩案”蘇詞豪放曠達詞是唐代出現(xiàn)的新文體，五代時已趨成熟，到宋代達到鼎盛，是宋代文學的主要標志。在中國文學中，宋詞以其卓越的貢獻和顯著的特色而獨樹一幟

2、，在宋詞的浩瀚“星河”16中，蘇東坡又以其豪邁奔放的詞風引領宋文學走至顛峰。下面筆者就蘇東坡在黃州時期的創(chuàng)作來談談蘇詞的特色。一、黃州時期蘇軾思想的變化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縣人，在北宋五位皇帝手下做過官，官場上幾經沉浮。蘇軾出生于一個富有文學傳統(tǒng)的家庭，父親蘇詢是古文名家，曾對蘇軾和其弟蘇轍悉心指導，母親程氏有知識且深明大義。少年蘇軾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奮好學，博通經史。他成長在一個表面承平而內里各種社會矛盾漸趨突出尖銳的時代。這時代一方面號稱“百年無事”，經濟文化都相當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遼、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強兼并，人民困苦不

3、堪的內憂。社會危機四伏，積貧積弱的形勢日益嚴重，改革的呼聲在士大夫層漸次高漲。蘇軾在這樣的家庭與社會氣氛熏陶下，受儒家經時濟世的影響，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許國，并主張針對現(xiàn)實中的種種弊端進行改革。他二十一歲隨父入京參加進士考試，得主考歐陽修的賞識，與弟蘇轍同科及第。時父蘇洵也深受重視，父子三人，一時名噪京師。但入仕后的蘇軾卻在官場上幾經沉浮。蘇軾平生受到兩次嚴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四十五歲那年因“烏臺詩案”16而被貶至黃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五十九歲時被貶往惠州，六十二歲時貶至儋州，到六十五歲才遇敕北歸，前后在貶所六年。蘇軾去世前自題畫像說“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

4、、儋州”（《自題金山畫像》），就其政治事業(yè)而言，這話當然是自嘲。但對文學家的蘇軾來說，他的蓋世功業(yè)確實是在屢遭貶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貶謫生涯使蘇軾更深刻地理解了社會和人生，也使他的創(chuàng)作更深刻地表現(xiàn)出內心的情感波瀾。特別是蘇軾貶遷黃州，蘇詞的風格全面形成，達到了創(chuàng)作的最高峰。蘇軾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與社會危機開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聲日益高漲的時期，他也迅速卷入這一浪潮，發(fā)表過改革弊政的議論，提出了“豐財”“強兵”“擇吏”的建議。但蘇軾與歐陽修一樣，對政治改革采取比較溫和的態(tài)度，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劇烈變動的條件下施行，并主要通過社會各階層的自覺努力調整來改變社會的衰敗，因此王

5、安石推行新法，從變更政治，經濟制度入手改革時，他便與歐陽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對新法的立場上，從而卷入上層政治沖突中，上書提出不同的意見，新皇帝神宗很希望大有作為，改革的勁頭十足，王安石又以極大的魄力全面推行新法，不可能采納他的意見，王手下的人還要抓蘇軾的小辯子。于是蘇主動要求外調，于熙寧四年（1071年）往杭州作通判，后又做過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并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詞。16元豐二年（1079年）正在湖州任職的蘇軾突然被捕入獄，罪名是在詩文中攻擊新法，這就是有名的“烏臺詩案”。神宗皇帝命令御史處理這件案子。因漢代的御史府樹上多烏鴉，御史府又稱“烏臺”，所以人們把蘇軾的

6、這場文字獄稱為“烏臺詩案”。御史論判，欲置蘇于死地，斷章取義，羅織罪名?！耙骄湃獰o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攻擊者便說有不巨之意，與“陛下飛龍在天”對立。在五個多月的審訊中，按照獄官指定的口徑對百余條詩句作了兩萬字的“供壯”，承認了“譏諷政事”的罪名。蘇軾雖經曹太后等人的營救出獄（垂危中的曹太后、仁宗之妻及一些大臣紛紛出言營救；蘇轍請求交納自己的官職為兄贖刑；杭州、湖州的百姓為其做了一個多月的“解厄道場”；連退職的王安石也出面為其說公道話）①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沒有行政權力），但精神上卻因這一卑鄙的文字獄受到沉重打擊。在黃州期間，由于生活困難，并在友人的幫助下，請得了東坡

7、的荒地，親身躬耕隴畝，自號東坡居士。16貶謫黃州，是蘇軾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重要轉折點，可以此為界將他的一生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以儒家思想為生，充滿了入世精神和社會歷史責任感。到了后期，盡管他并沒有放棄濟世拯民的責任，胸存浩然正氣，但佛、道思想占據了主流，外儒內佛，以求身處逆境時的精神解脫。他經常到安國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忘，身心借空”②。儼然以佛子道士自居，但他始終能把握住其限度；決不迷信宗教。他始終只取佛道思想中的“靜而達”以及超尖拔俗，清心寡欲，因任自然的生活態(tài)度，吸取其中靈活的思辯方式幫助自己排遣苦悶，保持樂觀曠達的胸襟和隨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