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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莊子哲學中的本體論思想〔論文摘要〕先秦儒家與道家相比,孔孟荀是以人為中心、為出發(fā)點、為根據,承認存在,立足現(xiàn)實,注重人生和社會實踐,務求建立一完備、自恰的秩序體系。道家之莊子則是以自然為中心、為出發(fā)點、為根據,關于人生和社會的思想是從其本體論核心中邏輯推導出來的。荀子批評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莊子則批評儒家“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意猶批評儒家“蔽于人而不知天”,由“天人”關系方面看,儒道二家雖都講“天人”,但儒家實際上是側重于“人”的一極,莊子實際上是側重于“天”的一極。由本體論角度看,“
2、蔽于天而不知人”,實為莊子對于絕對真理的一種“往而不返”的追求,莊子由此而對于“天”、對于“物”、對于人類感性認識的極限,都有充分的論述,較之先秦儒家甚至于道家之老子,都更為深入系統(tǒng)。先秦諸子百家之于整個中國文化的影響,或可稱之為“軸心”,或可稱之為“元典”,總之是為后來的人文發(fā)展確定了一種不變的格式。這不變格式的出現(xiàn)有一個背景。古語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先秦諸子百家出現(xiàn)的背景是分,不是合,即是說中國文化的初始條件是分,是開放。“開放”一語是當代人最為熟知的,但鮮有確詁。熱力學中稱與外界沒有熱力
3、和質量交換的系統(tǒng)為封閉系統(tǒng),稱與外界有熱、功和質量交換的系統(tǒng)為開放系統(tǒng)。而先秦社會的開放性質用最簡單的概念界定,或許可以解釋作無序:政治上的無序與價值觀念上的無序。如劉向所說:“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俟爭權,蓋為戰(zhàn)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薄吧蠠o天子,下無方伯”,是為上下失序。開放或者無序的壓力是沉重的,棲棲惶惶的絕不只是孔子一人,儒、道、墨、法諸家莫不如此。司馬談《六家要指》引《易傳》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雖然諸子
4、百家都是探求真理,以期重建有序,但是百家所認定的道路卻是不一樣的。司馬談又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边@個見解是極其重要的。所謂“務為治”,就是說他們都是希圖通過政治手段,來重建秩序。所謂“異路”,是說各家的主張有仁政與刑罰、王道與霸道等等區(qū)別。但各家都是歸結于政治、落實于人文的。今觀先秦儒家,與其將孔子尊崇為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不如將孔子理解為一個終生為政治理想而奮斗卻最終未獲成功的政治家,庶幾更切合孔子的本意。由《孔子世家》所見,孔子及其弟子實
5、際上就是一個要求以文化推進政治的政治集團。但是莊子卻又有所不同。在儒、道、墨、法諸家及各后學支脈中,莊子明顯地既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中的老子,更不同于魏晉時期的玄學。與先秦儒家相比:孔孟荀以人為中心、為出發(fā)點、為根據,承認存在,立足現(xiàn)實,注重人生和社會實踐,以相對現(xiàn)象為絕對依據,務求建立完備、封閉、多元支撐的秩序體系。莊子則是以自然為中心、為出發(fā)點、為根據,關于人生和社會的思想是從其本體論核心中邏輯推導出來的。中國古代文化不是講主觀與客觀的對立、精神與物質的對立,而是強調天與人的關系。在由儒道二家所
6、共同構成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天人關系坐標中,儒家正是側重于人的一極,莊子則是傾向于天的一極。莊子與孔孟荀以其相互對立的思想體系各自沿著天人的兩極發(fā)展,同時又共同構成了天人關系的完整體系。與老子相比:莊子稱老子為“古之博大真人”,書中引述老子之處甚多,在本體論和方法論的許多方面老莊都是相近的。但是在最后的推論上,在社會觀方面,二者卻有很大的不同。莊子認為生死齊一,無就是有,有就是無,實則無所謂有,無所謂無,本已超出有無之上。及其末流,以天下沈濁為不可與莊語,故稱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因而有與世同波、安時處順一說。
7、老子認為天道無為,實則無為無不為并重。“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其心乃在不去。莊子在社會觀上只是一種消極的處世哲學,所謂“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恢恢乎其以無厚入有間游刃有余”,“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其精義援引為藝術論。老子在社會觀方面是一種獨特的治世哲學,所謂“反者道之動”,“負陰而抱陽,知雄而守雌”,“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其精義合于兵法。由此可知,莊子哲學是一貫到底的對于抽象思辯的本體論的追求,而老子則本質上是致用的。老莊自稱其學說是“洸洋自恣”、“正言若反”。所謂“正言若反”說得較
8、為通俗就是:話語嚴肅的時候他的心意可能是隨便的,話語荒唐的時候他可能是最用心的。古人著書不易,莊子之所以這樣做,是有深意的,也是說明問題的,實際上這種局面本來就是終極探索中所必定要出現(xiàn)的。今觀莊子,在其書中隨意可以見到一些由日常經驗看來頗感莫名其妙的話?!独献印返谝徽麻_篇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句話,讀來極其辯證,由是頗具盛名,而《莊子》書中的一些段落,實際上更要“辯證”得多,因此也十分的寶貴。譬如說:“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