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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使命與文學的使命——從《文學興國策》說起》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guān)內(nèi)容在應用文檔-天天文庫。
1、教育的使命與文學的使命——從《文學興國策》說起幾乎是同時誕生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二十世紀中國教育，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互相影響和制約又互相促進和發(fā)展的復雜關(guān)系。在中國社會處于急劇變化和動蕩的二十世紀，文學和教育，可以說是推動中國社會發(fā)展和中國文化更生的強勁的推進力，它們的貢獻不可謂不大，這方面最突出的例證就在“五四”時期。而白話運動的迅速繁榮也直接導致教育的變革，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全國中小學語文課本逐步廢除文言、改用白話就是明證。1935年胡適在一次演講中就指出：“我對于教育還是一個門外漢，并沒有專門的研究。不過，我們講文學革命，提倡用語
2、體文，這些問題，時常與教育問題發(fā)生了關(guān)系。也往往我們可以看到的問題，而在教育專門家反而會看不到的?！薄?〕因此，“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在大力提倡白話文學的同時，并沒有忘記對教育進行改革。胡適當時一再提倡的，就是一方面創(chuàng)造具有活力的白話文學也即所謂的“國語的文學”；一方面將這樣的白話文學作品大量引入中小學語文教材，也即造成所謂的“文學的國語”，讓它們成為新的國語規(guī)范，并逐步成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的語言?！?〕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被公認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zhuǎn)折點。老大之中國何以戰(zhàn)?。咳藗冏匀粡恼?、軍事、科學技術(shù)等方面尋找原因，而在不斷地
3、思考與爭論中，人們逐漸意識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育的落后。與此同時，一些外國傳教士也在探討中國戰(zhàn)敗的原因，其中以美國傳教士林樂知最為突出，他在戰(zhàn)后不久所編譯的《中東戰(zhàn)紀本末》一書中，詳盡地探討了中國戰(zhàn)敗的原因，在當時影響極大。而附在該書末尾的一個小冊子《文學興國策》（此處的“文學”指的是文化教育，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則鮮明地把教育與國家的興亡問題聯(lián)系起來，認為中國教育的落后導致了整個國家的落后，也導致了戰(zhàn)爭的失敗。此書一出，其認為教育對一個國家的興亡空前重要的說法即給國人以巨大的震撼。從此，一個“教育救國”的口號開始流行，大力興辦新式教育成為
4、晚清時期一個有聲有色的運動。那么，《文學興國策》是一本什么書，而能夠?qū)擞心敲创蟮挠绊懩?？《文學興國策》是由日人森有禮編輯的一個主要由美國各界人士談論教育的小冊子。森有禮于1871年出任日本駐美國第一任大使，他對美國的教育一直非常關(guān)注。1872年2月3日，他向美國文化部官員及其他各部和議員發(fā)照會一份，并向美國著名大學校長、文化人士等發(fā)函，稱欲了解美國的教育制度和實際情況，并征求他們對日本發(fā)展教育的意見。他的舉動在美國引起熱烈反應，他最后收到了一大批關(guān)于美國教育的資料和對發(fā)展教育的意見，湊足后森有禮將其匯總整理，就是這本《文學興國策》。該書被送交
5、日本政府，引起重視，在認真研究后付諸實施。從那以后，日本的教育發(fā)展很快，至甲午戰(zhàn)爭期間，日本的各類學校已有三萬多所，教師人數(shù)達到了九萬多人，在校學生有三百多萬。而中國的教育在此期間，則基本上沒有變化。由此，林樂知認為，日本之強在于教育，而中國之弱也在于教育，因此中國要富強，首先要辦教育。這就是林樂知要翻譯介紹此書的原因?！段膶W興國策》全書共收十五篇文章，內(nèi)容大致分為三個方面，即教育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意義、美國教育制度的情況以及對日本教育發(fā)展的建議。應當說，真正令中國知識分子感興趣的是關(guān)于教育重要性的論述，即教育是國家富強的根本，是民族興旺的關(guān)
6、鍵。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重視教育則國家富強、民族興旺；反之則國家貧弱、民族衰敗。毫無疑問，這些論述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有其現(xiàn)實針對性。傳教士的熱心介紹，加上甲午戰(zhàn)敗的強烈刺激，使國人開始意識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興辦新式教育的重要性?！段膶W興國策》是1896年4月出版的，同年的6月，就有大臣奏請廣開學校，7月又有山西巡撫胡聘之要求對傳統(tǒng)的書院進行改革。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提請設立京師大學堂的創(chuàng)議終于出現(xiàn)，而朝廷在聽取了傳教士和一些大臣的建議后，也終于同意開辦大學堂，體現(xiàn)了把“教育救國”這一思想付諸實施的決心。在光緒為興辦京師大學堂所頒發(fā)的詔諭中有這樣的說
7、法：“興學育才，實為當今急務。”一個“急”字，就明顯地流露出教育可以救國的熱切愿望。與大力興辦新式教育、以“教育救國”的呼吁相比，對于文學是否可能起到同樣的救國救亡的作用，當時的文人學士基本上沒有什么指望，相反的是對中國人“重虛文”而“輕實學”的批評和反思，因此在談到新的教育制度的設立和教學內(nèi)容的安排時，傳統(tǒng)的文學課程常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而最大限度給予重視的，當然是來自西方的自然科學〔3〕。不過，在一味學習西方教育制度的過程中，人們也發(fā)現(xiàn)，盡管西方教育以自然科學見長，但也并沒有摒棄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按照陳平原的說法，“一旦需要為新式學堂（
8、包括大學堂）立章程，都只能依據(jù)其時的譯介略加增刪。而西人之學堂章程，即便千差萬別，不可能沒有文學一科。于是，不被時賢看好的文學教育，由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