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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文學書寫中的常態(tài)與先鋒性》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學術論文-天天文庫。
1、“自我”文學書寫中的常態(tài)與先鋒性最近一段時間，先鋒與常態(tài)成為文學研究的熱門話題，肇始于陳思和老師在《復旦學報》2005年第6期上發(fā)表的長文《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以及同年11月30日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作的一次講座（講稿以《“五四”文學：在先鋒性與大眾化之間》為題發(fā)表于2006年3月8日的《中華讀書報》），隨后在學界引起熱烈反響，《中華讀書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都組織了專題討論。2007年，陳思和老師又在《文藝爭鳴》第3期上刊發(fā)長文《先鋒與常態(tài)：現代文學史的兩種基本形態(tài)》，較為詳
2、細地剖析了文學的先鋒性與常態(tài)性及其辨證關系，以此為基點重新梳理現代文學發(fā)展史，對現代文學上的某些焦點問題做出了精彩紛呈的詮釋。在陳思和老師的上述文章中，多次提及創(chuàng)造社同人文學創(chuàng)作的先鋒性，卻未詳細展開，對于創(chuàng)造社文學創(chuàng)作中存在的先鋒與常態(tài)的辨證關系問題也沒有具體論及，本文試遵循陳思和老師的思路，以初期創(chuàng)造社同人“自我”文學書寫的三種范式為例，將各自呈現出來的文學的常態(tài)與先鋒的扭結及其演進歷程做些梳理的工作。 “自我”文學書寫中的常態(tài)與先鋒性最近一段時間，先鋒與常態(tài)成為文學研究的熱門話題，肇始于
3、陳思和老師在《復旦學報》2005年第6期上發(fā)表的長文《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以及同年11月30日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作的一次講座（講稿以《“五四”文學：在先鋒性與大眾化之間》為題發(fā)表于2006年3月8日的《中華讀書報》），隨后在學界引起熱烈反響，《中華讀書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都組織了專題討論。2007年，陳思和老師又在《文藝爭鳴》第3期上刊發(fā)長文《先鋒與常態(tài)：現代文學史的兩種基本形態(tài)》，較為詳細地剖析了文學的先鋒性與常態(tài)性及其辨證關系，以此為基點重新梳理現代文學發(fā)展史，對現代文
4、學上的某些焦點問題做出了精彩紛呈的詮釋。在陳思和老師的上述文章中，多次提及創(chuàng)造社同人文學創(chuàng)作的先鋒性，卻未詳細展開，對于創(chuàng)造社文學創(chuàng)作中存在的先鋒與常態(tài)的辨證關系問題也沒有具體論及，本文試遵循陳思和老師的思路，以初期創(chuàng)造社同人“自我”文學書寫的三種范式為例，將各自呈現出來的文學的常態(tài)與先鋒的扭結及其演進歷程做些梳理的工作?！ ≡?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自我的書寫始終是備受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在世紀文學的兩端，文學的自我書寫問題都曾承擔起先鋒探索的責任，而就20世紀初葉的自我文學書寫及其相關探索而言
5、，最具代表性的書寫者便是初期創(chuàng)造社同人。初期創(chuàng)造社“自我”文學書寫的代表人物分別是郭沫若、郁達夫和張資平。郭沫若被譽為“創(chuàng)造社之骨”、郁達夫為“創(chuàng)造社之皮”、張資平為“創(chuàng)造社之肉”，這一比喻除了點明他們在創(chuàng)造社運行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外，由他們三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構建起來的初期創(chuàng)造社的文學面貌，亦正如“骨”、“皮”、“肉”的組合，各有不同而又有機地聯結成一個整體，給當時文學界吹入了一些與前不同的新空氣。簡單地說，便是“自我”的文學書寫。初期創(chuàng)造社同人文學創(chuàng)作在自我的建構和塑形上，既有精神之我，又有肉
6、體之我；既有涵納一切、氣勢恢弘的大我，亦有自輕自賤、卑微的小我……這一切有個共同的基點，即郁達夫所說：“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fā)見。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保?）最先接受西方現代思潮的知識分子們以文學的方式刻畫他們心目中的現代人影像。在創(chuàng)造社同人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自我的言說與自我形象的虛構既是本人的投影，同時也是一個理想的、超現實的人文設定。不論是以高昂大我的形式出現的啟蒙者、反抗者的形象，還是以卑微小我的形式出現的控訴
7、者、擯棄者形象，皆宣告著新我的誕生，孕育著新人文精神的萌芽。就此而言，郭沫若、郁達夫和張資平等初期創(chuàng)造社同人實是以他們各自獨特的書寫文本為現代自我主體的確立奠定了理論與創(chuàng)作基礎，開辟出現代文學“自我”文學書寫的三種范式，顯露出石破天驚的鮮明的先鋒性。正如陳翔鶴說的那樣，“從日本吸收了西洋文學的質素，和接受了日本新文藝創(chuàng)造風氣的創(chuàng)造社諸人，便抱著對現行的中國新文藝不滿的心境，而回到中國來了。他們所標的‘旗幟’是‘創(chuàng)造’。而同時這‘創(chuàng)造’在創(chuàng)造社諸君的作品中，又是有意或無意地有著一同的色彩的。譬如說
8、，我們從郭沫若先生的詩集《女神》，以及郁達夫先生的小說集《沉淪》中，都可以聽見那種青春熱情，和對舊社會，舊制度的反抗，以及自我覺醒后的苦惱煩悶的叫號。這一切不論有意或無意地，都系從西洋文學的‘浪漫主義’脫胎而出。而尤其在郭沫若先生的《少年維特的煩惱》、《魯拜集》，拜倫，雪萊作品的翻譯，以及郁達夫兄對于代表英國十九世紀末頹廢派諸人‘黃面雜志’的珍重介紹，都可以看出這種反抗熱情的‘浪漫主義’色彩的傾向來。如果說‘五四’運動是剝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腐朽的外衣，‘文學研究會’是將西洋文學‘廣泛’的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