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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藝謀電影中父親形象的嬗變及文化意蘊【內容提要】張藝謀電影中的“父親形象”作為一種文化意義上的所指,經歷了一個嬗變的過程,對父親的反叛或認同,事實上是一種轉喻性的對特定社會制度/文化意識之下的專制/權威、保守/激進、精神/家園的批判或歸尋。張藝謀的電影以弒父的狂歡為起點到崇父的臣服為終點,走過了一個“弒父——從父——崇父”的過程?!娟P鍵詞】張藝謀;父親形象;弒父;從父;崇父 張藝謀的電影已經超越了電影本身的范疇,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構成部分。他在影片中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個性突出的人物形象,為中國電影的人物長廊增添了鮮活的生命。張藝謀電影中的“父親形象”作為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能指,走過了一個
2、嬗變的歷程。第五代導演一登上影壇就吸納了新時期文化/反思小說的營養(yǎng),在尋根和反思的文化格局中構建自身的敘事情景,以區(qū)別第三代和第四代導演的影像建構,這首先體現(xiàn)在第五代導演整體上對“父親”形象進行重估和批判?! Α案赣H”的反叛作為“第五代”的成人儀式而隱含在其作品中。所以,在第五代導演的電影中,“父親并不僅僅是指電影中具有生理學意義的那個父親的形象,而主要是指電影中所呈現(xiàn)的精神分析學和社會文化學意義上的父親形象。他們是家庭和社會中的那個精神上的領導者、權力的掌握者、制度的維護者和命運的決定者”。在一定文化意義上看,對父親的反叛或認同事實上是一種轉喻性的對特定社會制度/文化意識之下的專制/權威
3、、保守/激進、精神/家園的批判或歸尋。張藝謀的電影以弒父的狂歡為起點到崇父的臣服為終點,走過了一個“弒父——從父——崇父”的過程。 一、“弒父形象”的象征型寓言 在張藝謀早期的“紅色三部曲”中,父親是作為陳舊、腐朽、僵化的符號而存在,父親們的存在對“子一代”構成了極大的精神壓抑與心理束縛,影響了“子一代”的心理與精神成長,因而弒父或者說背叛父親成為“子一代”的成人儀式。張藝謀電影里具有象征性的父親形象只是在文化或社會意義上有父親之名而無父親之實,包括李大頭/九兒爹(《紅高粱》1987年)、楊金山/族長(《菊豆》1990年)、陳佐千/管家(《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年)。 這些
4、父親形象具有象征意義上的符號化的能指,象征著一種生命力的衰竭和垂死。李大頭是一個“無形的在場者”,在完成了被弒殺的使命之后便消失了,我們只是在其他人物的側面敘述中知道他是一個麻風病患者,一個頭流白膿的垂死者。陳佐千在影片中只是呈現(xiàn)為一個背影和后腦勺,是一個“模糊的在場者”,同時也是一個性無能者和色情狂。楊金山是一個“有形的在場者”,同時是一個性無能者和虐待狂;他在楊家染坊是作為占有者/統(tǒng)治者而占據(jù)著父親的位置,也是此類父親形象中刻畫得最生動,性格最復雜的人物形象。他除了具有的象征意義之外,其性格的貪婪、陰騭、暴虐也得以充分的體現(xiàn),表現(xiàn)了人性陰暗、丑惡的一面。 這一類父親形象象征著父權家族文
5、化生命力的衰竭和垂死,同時也是作為“子一代”旺盛生命力的對立面而存在,使他們的“被弒”具有了合理性和合情性。三位父親形象在鏡像語言的建構上呈現(xiàn)為由隱到顯的過程:無形——模糊——有形,隨著父親的身影從幕后走向前臺,其垂死性也隨之減弱,而生命力的硬度卻在增強,對“子一代”的摧殘越來越殘酷。事實上,李大頭的被弒殺,是“我爺爺”拯救“我奶奶”的一個步驟,是“子一代”成人的一種儀式,所以李大頭是作為一個符號化空洞的能指而存在著。以背影而出現(xiàn)的陳佐千則是女性的占有者和摧殘者,他要滿足的不僅是性的欲望,同時還有他對女性窺視的變態(tài)心理和色情心理。他不僅是作為父權家長的權威而存在,而且是作為封建男權文化的象征
6、物而存在。“作為一種古舊文化的歷史記憶,他試圖從年輕女性身上獲得生殖力(生命力),他的企圖的失敗不過象征性的表示古舊的中國歷史已經徹底喪失了延續(xù)的可能性?!倍鴹罱鹕絼t把女性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當這一直接的目的無法實現(xiàn)時,他便把菊豆作為生產的工具和虐待的對象,他是以一種直接的施虐的快感在鑒賞著“子一代”的痛苦和無奈,他不僅在摧殘著他們的肉體而且在戕殺著他們的心靈?! ≡谶@些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張藝謀對封建父權文化的批判和唾棄、憤怒和嘲弄。因此,“他在電影的虛構世界中讓這些封建父權的代表人物受到各種懲罰,如李大頭被人干掉了,楊金山則被戴了綠帽子和死于非命。而從《紅高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的那
7、些主人公沖出父權陰影、追求解放的勇氣和激情”。 二、“從父形象”的現(xiàn)實追尋 張藝謀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創(chuàng)作中,用一種相對平緩的心境來看待父親,于是便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現(xiàn)實型的父親。父親形象不再是以被弒的符號化的象征意義而存在,他們以不同的身份介入到我們當下的生活之中。這些形象包括《秋菊打官司》(1992年)中的王善堂/李公安/陳局長,《活著》(1993年)中的劉鎮(zhèn)長,《有話好好說》(1996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