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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再認識論文.freelson，Miller，1987）在麥金農計劃的基礎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間建立匯率目標區(qū)。庫珀（Cooper，1984）的改革設想則更為大膽。他認為，只要國家貨幣存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變動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確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匯率的不確定性，就要消除匯率和國家貨幣，引入單一貨幣。對此，庫珀建議成立一個類似于美國聯(lián)邦儲備體系的統(tǒng)一的公開市場委員會，由這一委員會代替各國中央銀行來執(zhí)行貨幣政策。70年代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的爭論還在繼續(xù)，不
2、過爭論的焦點已由匯率穩(wěn)定與國內經濟穩(wěn)定和國際經濟合作的關系轉移到匯率制度的選擇與國內經濟結構與經濟特征之間的關系上來。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響發(fā)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的五個結構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發(fā)展中國家的匯率政策及其選擇指標。這一時期，蒙代爾在其論文《最適度通貨區(qū)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最終的“最適度通貨區(qū)”的設想，希望將世界化分為若干個貨幣區(qū)，區(qū)內實行固定匯率制，對外則實行浮動匯率制。其后，麥金農和凱南（Kennen）等人又對最適度
3、通貨區(qū)理論進行了拓展，主張通過區(qū)分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并就這些特征給出某些標準，滿足這些標準的國家和地區(qū)組成貨幣聯(lián)盟是有必要的。進入80年代，隨著歐洲貨幣聯(lián)盟的開始，最適度通貨區(qū)理論又有了進一步發(fā)展，這些發(fā)展集中于對加入通貨區(qū)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間，格勞（P.grauan，1979）外，羅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研究了貨幣性沖擊、結構性沖擊對匯率安排的影響。80年代后，隨著金融衍生工具的發(fā)展，匯率的不確定性已經可以較容易的通過對沖加以規(guī)避，同時外匯市場上投機基金的力量也急劇膨脹
4、。當投機基金引發(fā)了多次地區(qū)性貨幣危機后，人們發(fā)現(xiàn)，發(fā)生貨幣危機的多為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實行“角點匯率制度”的國家或地區(qū)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機的發(fā)生。這一現(xiàn)象使人們提出了“匯率制度角點解假設”（Eichengreen，1994，1999；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國發(fā)生危機后，政府可以維持的是角點匯率制度而不是中間匯率制度。直到現(xiàn)在，角點匯率制度與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仍在繼續(xù)。隨著產權理論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有些學者開始運用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分析匯率
5、制度的安排和演變。以巴格瓦蒂（Bhagarket）的存在，使得匯率波動對貿易收支和國內價格水平的影響不大。克魯格曼（P.Krugman，1989）通過“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ofexchangerate）對此現(xiàn)象進行了解釋。他認為，廠商存在完全靜態(tài)預期時，每一個廠商都會有一個類似于匯率波動的“無變動范圍”（rangeofnochange），匯率變動只要不超過這個范圍，廠商就會維持現(xiàn)狀而不調整產品價格；即使廠商不存在完全靜態(tài)預期，即不認為未來與現(xiàn)在一模一樣，廠商會根據(jù)對未來的
6、預期匯率來制定計劃：如果廠商認為目前有利的匯率是暫時的，他們不會立即進入該市場；如果廠商認為目前匯率不利是暫時的，他們也不會立即退出該市場，即廠商對匯率的反應受到回歸預期的限制。除了預期的影響外，第二個原因——匯率變動的不穩(wěn)定性也加劇了貿易的惰性，從而影響到匯率的自動調節(jié)機制?，F(xiàn)實中，匯率的波動幅度很大，這種劇烈而頻繁的波動使廠商采取一種“觀望”態(tài)度：他們既不愿輕易進入一個市場，也不愿輕易退出一個市場。造成匯率不穩(wěn)定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匯率的超調（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
7、busch，1976）提出的超調模型，認為商品市場與資產市場價格的調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場上價格水平短期內具有粘性的特點，使得短期內匯率的變動大于長期水平。二是預期推動。匯率決定的資產市場分析法認為，影響本幣存款預期回報率和外幣存款預期回報率的因素有很多，如價格水平、通脹率、進出口需求、貨幣供給的預期以及關稅和限額等，這些因素中任一預期發(fā)生變動都將直接影響到本外幣存款的預期回報率，從而對匯率發(fā)生影響。另外，噪聲模型在解釋匯率劇烈波動時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該模型指出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干擾了市場的穩(wěn)
8、定預期和理性行為，從根本上造成了市場的不穩(wěn)定。完全的固定匯率制與完全的浮動匯率制在解決內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間匯率制度似乎更為有效。然而，關于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卻最多，特別是近年來，由于采取中間匯率制的國家在對付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時普遍表現(xiàn)不佳，更引起了人們對這一類匯率安排的懷疑。王學武（2000）認為，在資本項目開放后，實行中間匯率制度是比較危險的，因為中間匯率制度集中了固定與浮動制度兩者的缺陷。當然，中間匯率制度同時也具備了固定與浮動匯率制度的各自優(yōu)點。威廉姆森（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