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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對話范式”視域中的儒家倫理及其當代價值》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學術論文-天天文庫。
1、淺析“對話范式”視域中的儒家倫理及其當代價值論文關鍵詞：對話范式；儒家倫理；仁；誠；當代價值 論文摘要：為了凸顯儒家倫理的對話意蘊與當代價值，通過文獻疏解與比較詮釋相結合的方法，AK“對話范式”的視角對儒家倫理作了探幽發(fā)微與闡述詮解。認為儒家倫理并不以孤芳自賞、默默獨語的“獨白范式”為其主要訴求，而是以主體間的平等協(xié)商、真誠溝通、懸置中心、寬容互讓的“對話范式”為其基本歸依。我們不惟在儒家倫理的核心概念“仁”那里明辨其對話意蘊與共在訴求，亦可在其重要范疇“忠”、“恕”、“誠”那里體味其對話精神與交往理性之維。儒家倫
2、理不僅較早批判了獨白主義的倫理范式，而且能為走出當代倫理困境，重建當代倫理對話精神，構建生態(tài)和諧的光明大道與誠心友愛、安定有序的和諧社會以及中西文化的和諧共處提供非常重要的思想資源?！ τ谥袊鴤鹘y(tǒng)的儒家倫理，學界有一種代表性的觀點，即認為儒家倫理是一種崇尚獨自、排斥對話的倫理形態(tài)。然而，當我們把其置于語言哲學轉向以降的西方哲學的語境中，便會感同身受地發(fā)現(xiàn)：儒家倫理并不以孤芳自賞、默默獨語的獨白范式為其主要訴求，而是以“主體間性”、“交往理性”、“平等協(xié)商”、“真誠溝通”、“寬容互讓”的對話范式為其基本歸依?！ ?/p>
3、 一、對話范式——審視儒家倫理的新視域 對話范式(paradigmofdialogue)業(yè)已成為一種全新的哲學范式，它不僅凸顯與滲透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業(yè)已體現(xiàn)并應用于科學、教育學、經(jīng)濟學、政治學、倫理學、宗教學、文藝學等諸多領域。它不僅是諸多學科走出自身困境的新路徑，而且日益成為各種文明、文化傳統(tǒng)相互借鏡，各種文明沖突彼此消解的新思路?！ υ挿妒皆谥形魉枷胧?，尤其是哲學史上源遠流長、清晰可辨。它在蘇格拉底式的“詰問法”(e－lenehus)與“辯證法”(dialectics)中開其端倪，及自當代
4、西方哲學語言學轉向以降，則以一種逢人說項的方式闊步前行、獨超眾類?！ 【S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消解私人語言的“語言游戲說”、阿倫特(HannahArendt)的“公共領域”、羅爾斯(JohnRawls)的“重疊共識”、伽達默爾(Hans－GeorgGadamer)的“問答邏輯”、梅洛——龐蒂(MauriceMerleau－Ponty)的“存在的辯證法”、列維那斯(EmmanuelLevinas)的“絕對他者”、胡塞爾(EdmundHusserl)的主體間性思想、馬丁·布伯(MartinBub
5、er)的“對話主義”以及哈貝馬斯(JtirgenHabermas)的“交往行為理論”、“對話倫理學”無一不是關乎對話范式的注腳與宣言。 對話范式不僅具有學科意義上的普遍性，也具有不囿于地域限制的普世性。我們亦可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諸多思想中看到對話范式婀娜多姿的倩影，諸如，周禮中“禮尚往來”的思想以及周易中“陰陽互補”的思想，無一不是對“獨白范式”的批判與對對話范式的弘揚，前者表達的是一種人倫社會領域中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原則”，后者體現(xiàn)的是一種貫徹于自然的宇宙秩序之中的“協(xié)和原則”。不惟如此，儒家“仁愛”思想和忠恕之道
6、的寬容與互讓，“禮之用，和為貴”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體現(xiàn)的尊重差異的共識訴求，佛學中的“緣起說”、“緣集則有，緣散則無”、“全體交徹”、“事事無礙”所體現(xiàn)的關系主義，以及老子“有無相生”的辯證法，莊子“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的思想都可視為對話范式的生動詮解。 對話范式無疑是對獨白范式的糾偏與反撥。所謂獨白范式，就是無視主體間的對話，或者說只以主、客二體為中心，并執(zhí)迷于主客二元、非此即彼的一種哲學探究方式。相反，對話范式則是人類思想的一場類似于康德以主體中心取代客體中心的革故鼎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從對象
7、思維轉向關系思維，從意識哲學轉向語言哲學，從主體性轉向主體間性，從默默獨語的工具理性轉向聲情并茂的交往理性，從對本質主義、基礎主義的情有獨鐘轉向對“去中心”、“去先驗”、“反本質”、“反基礎”的推崇備至。在對話范式那里，沒有君臨萬物的先驗理性，惟有平等協(xié)商的對話精神，沒有永恒自在的絕對本質，惟有你說我也說、我在你也在的共識、共在訴求。 循此理路，對話范式可以成為審視儒家倫理的一個新視域。援用對話范式審視儒家倫理，不僅可以走出儒家倫理乃獨白形態(tài)的獨斷，而且還可以為中西倫理思想的比較提供新的借鏡與思路。長期以來，由于學
8、界囿于認知理性與實踐理性二分這一西方式的探究模式，因而在對待儒家倫理上，要么視儒家倫理為一種心性之學與人倫情感之論，以凸顯儒家倫理的經(jīng)驗與非理性之維，要么借康德(ImmanuelKant)的“絕對命令”發(fā)揮儒家倫理，將其看作康德式的律令倫理與形式主義倫理，以彰顯儒家倫理的先驗與理性之維。掠過上述看法的合理之處，我們指出，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實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