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行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變遷——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生成方式片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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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行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變遷——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生成方式片論之中國古人對文體進行自覺的、系統(tǒng)的分類，并且形成特定的文體分類觀，大致始于魏晉時期。但是，從先秦時期開始，中國古人就對文體的分類進行了許多實踐的操作和理論的思考，從而逐漸形成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學的雛形。那么，中國古代的文體分類是如何生成的？中國古人對文體分類的生成有些什么深入的思考？這些思考為文體分類觀貢獻了哪些獨特的智慧？這是本文將要討論的主要問題。大要言之，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二是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三是文章體系內(nèi)的文體分類。本

2、文擬集中討論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和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至于文章體系內(nèi)的文體分類，則將另文加以論述。一、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中國古代文體的生成大都基于與特定場合相關(guān)的“言說”這種行為方式[①]，這一點從早期文體名稱的確定多為動詞性詞語便不難看出。人們在特定的交際場合中，為了達致某種社會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說行為，這種特定的言說行為派生出相應(yīng)的言辭樣式，于是人們就用這種言說行為（動詞）指稱相應(yīng)的言辭樣式（名詞），久而久之，便約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體。而中國古代的文體分類正是從對不同文體的行為方式及其社會功能的指認中衍生出來的。易

3、言之，按照不同的行為方式區(qū)別類分文體，便生成了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一般而言，中國古代禮制繁縟，不同的交際場合往往規(guī)定必須采取不同的言說行為，同時也就必須應(yīng)用不同的文辭樣式。例如《周禮·春官·大祝》記載大祝的職能時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大祝所掌握的“六辭”，都是適用于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的上下、親疏、遠近等人際關(guān)系之間的不同的言說方式及文辭樣式。鄭玄（127-200）注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為命，裨諶草創(chuàng)之”。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瓡^王官

4、之伯，命事于會，胥命于蒲，主為其命也。禱，謂禱于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也?！私杂形难呸o令，難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②]大祝在不同的交際場合必須執(zhí)行不同的職能而發(fā)為言說，與之相應(yīng)，也就必須運用不同的文辭樣式。例如上下之間信息交流，則撰作“辭”；傳達居上位者的意圖，則撰作“命”；代居上位者宣布意旨，則撰作“誥”；諸侯之間的照會，則撰作“會”；禱祭天地、社稷、宗廟，則撰作“禱”；表彰死者生前的德行，則撰作“誄”[③]。這些適應(yīng)于不同的言說行為的文辭樣式，一旦約定俗成、定為慣例之后，

5、便成為文體的獨特類別。如劉勰《文心雕龍·祝盟》云：及周之大祝，掌六祀（按，從唐寫本）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于祔廟之祝；“多福無疆”，布于少牢之饋；宜社類祃，莫不有文。[④]然則劉勰是將“六辭”視為六種不同的文體類別的[⑤]。由此可見，所謂“六辭”的文體類別的區(qū)分，首先并非憑借文體內(nèi)在的語言、結(jié)構(gòu)等形式特征，而是憑借文體所依附的行為方式。易言之，正是不同的行為方式，成為類分文體的基本標準。又如“九能”之說，始見于《毛詩詁訓傳》?！睹显b訓傳》相傳是西漢時古文詩學的開創(chuàng)者毛亨（生

6、卒年未詳）所作，而毛亨的詩學據(jù)說傳自孔子弟子子夏（前507-？），可見其來有自[⑥]。因此“九能”之說大概是先秦時人們約定俗成的說法。所謂“九能”，指的是作為大夫所必須掌握的九種文體：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⑦]《隋書·經(jīng)籍四·集志》總敘亦云：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⑧]這九種文體都與大夫在政府中行使的特定行為方式相關(guān)：“命龜”是占卜用的文體；“施命”是

7、田獵時布施教命的文體；“銘”是刻鐫于器皿之上，書以為戒的文體；“造命”是出使外邦時隨機應(yīng)變、應(yīng)對作答的文體；“賦”是登高時有所見，賦其形狀、鋪陳事勢的文體；“誓”是出征前對將士誓師的文體；“說”是解說山川地理形勢的文體；“誄”是表彰死者生前德行，以表示哀悼之情的文體；“語”是在祭祀時禱告天地神祗的文體。要之，無論是大祝“六辭”還是大夫“九能”，都指的是先秦時人們“發(fā)言摛文”的行為方式，屬于“文體分類的胚胎跡象”[⑨]。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文體分類首先萌生于人們對特定的社會行為的分類，不同行為方式的區(qū)別類分是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原初的生成方

8、式。這種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積淀為傳統(tǒng)的資源，在兩漢時期仍然衍生綿延，成為文體分類的重要生成方式。例如，王充（27-約97）《論衡·佚文》認為，世上所有文章可以區(qū)分為五類：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jīng)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