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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的新文學——以晚年周作人與香港文學的關系為例》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工程資料-天天文庫。
1、外來的新文學——以晚年周作人與香港文學的關系為例 關于香港文學的研究和討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的十幾年間，曾經(jīng)盛極一時。在大陸內部，各種與之相關的文學研究系、所相繼成立，報刊上關于香港文學研究的文章紛紛出現(xiàn)，大批與港臺有涉的文學研究項目啟動，一時之間，用文學評論家黃子平的話說，港臺文學研究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1](P17)。個中的原因其實也非常清楚:因為文學以及文學史書寫作為“重現(xiàn)”或“抗拒”某種身份認同的重要場域具有無比的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的重要性。時間已經(jīng)標示了研究的指向，“統(tǒng)一”和“回歸”是其隱含的
2、目的和主題———香港文學何時、怎樣匯入中國文學的主流成為研究課題最為關心的問題。在這個大前提下，研究者們討論香港文學的個性特征，清理香港文學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作品、人物、事件，評說香港文學的成就與不足，書寫著他們筆下的香港文學史。在他們先在的概念和知識背景里，香港文學是從屬于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只不過是在香港發(fā)生罷了。與此同時，在香港本地，也有相當多的關于香港文學、文化研究的計劃和項目展開，他們有感于“1997”的來臨，以香港本土的在地訴求質疑前述種種關于香港文學及因“國家論述”而轉寫文學史的書寫方式，展開他們關
3、于香港文學、文化曖昧復雜的感情。但有意思的是，這些不同趨向的關于香港文學史的討論，仍然是以五四新文學興起的所謂“現(xiàn)代”為皈依的，那么，當時間又過去快十年了，香港文學研究的熱潮及其成為熱潮的原因都早已消散，作為呈現(xiàn)不同共同體中介的香港文學討論也該歸真返璞了———雖然，所謂“純文學”大抵也是在某種理念下建構的結果。我們的問題在于，對于香港文學而言，這一個“現(xiàn)代”文學的幾種不同的寫法還有什么意義?“回歸文學本身”———回到香港文學發(fā)生的歷史中去，我們或許能看到它背后所暗含的另外的問題。對于今天比較流行的文學觀念來說，20世紀中國新
4、文學是以五四新文學為肇始的。五四時期所致力的啟蒙運動，所標榜的自由、民主，所展開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意識，尤其是其個性覺醒的原則、對個性的張揚，更標示了新文學與舊文學的界限，也建立了20世紀中國新文學精神傳統(tǒng)的內核。一代學人書寫20世紀中國文學歷史的起點和標尺就以他們各自對五四的不同理解而建立。他們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20世紀中國文學，他們當然地以這樣的眼光去觀察、審視作為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的歷史就此命定了。于是，在大多數(shù)研究者的研究格局里，大同小異地，進入20世紀以后的香港文學都少不得一個“新文學”的概念
5、:1917年的文學革命—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香港新文學的萌芽和發(fā)展……如此依例寫來。也因此，1927年魯迅的香港講演理所當然地被賦予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這里，“新文學”的產(chǎn)生不是香港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自然結果，而是在中國文學的總體格局里，被安放在作為重要組成部分的香港文學頭上的。“新文學”是言說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石，它也就成為了言說20世紀香港文學的出發(fā)點和歸宿。然而，香港本土作家侶倫關于香港文學的回憶卻從另一方面展開:“‘新文化’是不受歡迎的。‘五四’運動給予香港社會的影響，似乎只有‘抵制日本貨’的概念，‘文學革命’這
6、一面的意義，卻沒有能夠在這個封建思想的堅強堡壘里面發(fā)生什么作用。那時候，頭腦頑固的人不但反對白話文，簡直也否定白話文是中國正統(tǒng)文字。這些人在教育上提倡‘尊師重教’和攻讀四書、五經(jīng)以保存‘國粹’，看見有人用白話文寫什么，便要搖頭嘆息‘國粹淪亡’，對于孔圣人簡直是‘大逆不道’?！盵2](P3)這已經(jīng)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香港當時的真實狀況:當內地在進行文學革命，推行新文化運動的時候，香港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還與此沒有關系。因為在那時已經(jīng)有了幾十萬人口的香港，接受中文教育的只有二三萬人。舊式的私塾講的是四書五經(jīng)，新式的學校多由政府或教
7、會興辦，以英文教學為主，中文只是副修課目。那些“抱著買辦階級思想傳統(tǒng)的人”，“鼓勵兒女去讀外國文，目的是好讓兒女將來容易找一份‘洋打工’”[2](P3)。在這樣的情形下，那“新文學”如何可能發(fā)生和發(fā)展呢?甚至到了1927年2月，應香港青年會的邀請，中國新文學的先驅魯迅以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到香港演講，香港文壇依舊“頗冷落，文學藝術活動如萬籟無聲”[3]。因此，魯迅到香港演講的“影響力可能很深遠，但在當時來說，卻不是立即可以引發(fā)出火花”[4](P6)。香港仍然“有相當濃厚的保守成分，很難在上層知識分子中找到一些支持新思想的
8、人，多只由青年吸收一些新思想。由于年輕人不一定有豐厚的學識，所以也不能與中國大陸真正先進的、有價值的文學觀念接上”[5](P6)?？梢?，新文學與那個時期香港的距離還很遙遠。但在后來相當多的香港文學研究者看來，那個時期的新文學與香港的沒有關系、距離遙遠也是一種關系。甚至在某些學者的意念里，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