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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型體制與基層信訪的困境思考與對策建議》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工程資料-天天文庫。
1、壓力型體制與基層信訪的困境摘要：文章認為，壓力型體制構成了基層信訪的體制生態(tài)?；鶎有旁L身處上層壓力與基層過高期望的夾縫之中，卻因其功能有限性而無法承受其重。信訪制度本身以及運行過程中的部分創(chuàng)新，順應了壓力型體制的運作邏輯，加劇了信訪困境。在考究國家政權建設異化的原因后，文章指出，如果基層信訪要走出困境，就應著力找尋自下而上的權威資源，建設“回應型”政權。關鍵詞：信訪;基層政權;國家政權建設;壓力型體制;冋應型政權一、問題的引岀信訪牽涉著國家與公民、中央與地方、經濟社會與政治等多重關系，作為觀察社會轉型背景下
2、中國政治運作的一個視角，具有重大意義。當下的信訪研究普遍著眼于信訪困境的治理。而制度作為主要應對手段，則是現代國家的不二選擇C然而，現行信訪制度并不能擔此重任。對此，學界主要是從兩個維度展開分析：一是正當性，即人治色彩濃厚的信訪與國家法治建設目標相悖；二是實效性，即信訪制度無法有效化解信訪困境，定位模糊、體制不順、功能異化、機構凌亂、程序失范是其主要弊病。而當其實效性“一再喪失，或長期喪失，則會危及一個合法性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李普賽特，1997：58）就此而言，實效性問題構成了信訪制度的最強力叩問。信訪制度
3、困境表明國家以制度應對信訪大潮的努力受阻。究其原因，是因為沒有認識到信訪制度困境是系統(tǒng)內具體問題纏繞、系統(tǒng)外諸種因素糾結的體制困境。譬如，集體訪、越級訪、極端訪等本是信訪制度明文禁止的上訪方式，但如今卻成為信訪常態(tài)，且信訪制度無力應對，這一情形值得深思。應該承認，訪民并不是天生就會運用這些方式，這些方式的背后，固然有某種行動邏輯的支撐，且這一邏輯暗合了現行體制的運作實際。以向上負責、下管一級的政府體制作為觀察信訪困境的一個視角，趙曉力認為，越級訪、集體訪等方式正是契合了屮央對地方進行控制的制度邏輯（趙曉力，
4、2005）0于建蝶提出“信訪悖論”概念，用以概括信訪過程中中央與地方的控制與反控制，以及訪民如何利用這種較量獲益的惡性循環(huán)，并將其稱為信訪困境的制度性根源（于建蝶，2010：229—231）。這些觀點將信訪困境上升至體制的高度，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然而，上述觀點沒有回答一個問題。近代以來開始推行及至建國后大范圍鋪開的國家政權建設的路徑在于建構中央權威指引下中央與地方的一致性。既然如此，那么現實中不同層級政權在處理信訪時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并會相互I専弈，進而影響到民眾的行為邏輯？科學的態(tài)度要求在理論上
5、闡釋國家政權建設理想與現實的反差，并從體制根源上予以揭示。具言之，“信訪悖論”是信訪困境的制度根源，那什么又是“信訪悖論”的制度根源？本文試圖證明，基層信訪的困境根源在于基層政權建設價值與實踐的背離，且這一背離又因部分制度設計而被逐步拉大，并在當前社會轉型利益關系復雜化的背景下凸顯出來。與此相關的問題是，信訪民眾的行為邏輯對政權建設施加了何種影響？制度對于信訪民眾行動邏輯的回應會不會進一步拉大上述背離趨勢？值得強調的是，信訪困境主要源于信訪在各級政權間的“上下騰挪”所帶來的問題“迷局”和權威消損。在現行信訪
6、制度下，基層政權是信訪的主要承受者，而且這一立場也不斷被高層所強調，因此，基層信訪無疑是觀察當前屮國信訪困境的最佳切入點。而基層信訪困境又以農村為甚。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是一種農村哺育城市的“汲取型”體制，長期以來所造就的農村與城市所處的非均衡狀態(tài)，以及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利益分配不均等因素的摻入，培育了各種矛盾的土壤。加之鄉(xiāng)土社會中以“認理不認法”為典型的各種特質所導致的國家糾紛解決模式的水土不服，導致矛盾逐步積聚，而先天不足的信訪制度的低效運行，則進一步凸顯了基層信訪困境。建國后國家通過“政權下鄉(xiāng)”、“政黨下鄉(xiāng)”、
7、“行政下鄉(xiāng)”、“政策下鄉(xiāng)”、“法律下鄉(xiāng)”等方式雖成功地將農村整合進入國家體制（徐勇，2009：203—258）,這對于農村社會發(fā)展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它進一步改變了“農村社會中自我運作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聯系機制”（杜贊奇，1995：1）,卻更深入地將農村推入了傳統(tǒng)與現代之間的斷裂期。農村基層政權建設持續(xù)性地延續(xù)這一斷裂狀態(tài)，希望“畢其功于一役”地完成農村的現代化轉型。就此而言，相較于城市而言，農村基層政權建設Z于農村信訪困境，更具有內發(fā)性和體制效應。本文將重點對此進行分析。二、壓力型體制的生長與基層信訪的體
8、制生態(tài)現代化進程主要由國家政權建設推動，其目的在于建構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無論是韋伯、吉登斯，還是蒂利，無一不強調行政組織對于社會的滲透以及普遍的規(guī)則適用，進而促成民族國家統(tǒng)治的合法性狀態(tài)。中國亦是如此，但由于其浸染于千年的政治傳統(tǒng)與近代以來特定的歷史情境中，而呈現出獨特的演進軌跡。建國后，為趕超發(fā)達國家，計劃經濟體制施行，這是國家政權建設的極端演繹，高度集權的屮央獲得了分配資源的絕對權威。這一體制在短時間內積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