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近代中國社會的科學觀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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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近代中國社會的科學觀之演變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近代中國社會對西方科學的認識、理解和接受經歷了從器物（技術）層次到制度（社會）層次再到思想（文化）層次的過程。據此，作者剖析了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一百年間中國社會之科學觀的演變線索及背景乃至對中國社會之影響。關鍵詞　近代中國　科學觀　演變　器物層次　制度次層　思想層次從1840年（道光20年）的鴉片戰(zhàn)爭到20世紀今天的100多年間，中國社會對科學的認識理解和學習經歷了從科學的器物（技術）層次到科學的制度（社會）層次再到科學的思想（文化）層次的一個曲折而漫長的過程。分析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及國民科

2、學觀之演變，剖析中國社會各階層、各派系人物的相關思想、觀點及其背后的政治、社會、經濟乃至文化背景，對于考察百年來的中國思想史、中國科學史，乃是十分有意義的?！　　　∫?、從洋務運動到甲午戰(zhàn)爭：科學的器物層次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在喚起國人自強圖存的民族主義情感的同時，中國社會最先的反應便是激切地學習、模仿西方列強的先進技術即被自己曾視為“奇技淫巧”的科學，這成了當時社會各派人物為振興中華的一致和唯一選擇。早些時候的林則徐就曾主張學洋人之“船堅炮利”，而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則明確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洋務派思想的產生一方面是繼承了林、魏等

3、早期改良派的有識之見，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國內外的現(xiàn)實壓力。當時所謂的“洋務”可以說是包括了對外交往的一切事務，除外交、契約外，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洋科學、購置西洋槍炮機器、開礦辦廠、雇洋人按照其法訓練軍隊等，均無一不屬于洋務的范圍。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是奕ｘīｎ＠①、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洋務派提出“自強新政”以期實現(xiàn)富國強兵，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便是軍事技術的洋化。面對另外一個強盛文明的武力威懾，在器物技術層面上優(yōu)先產生認同是最自然不過的。李鴻章就曾說：“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1〕，他

4、主張“變易兵制，講求軍實，廢棄弓箭，專精火器，習機器，制輪船”〔2〕。因此，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的主要內容便是興辦軍事工業(yè)并圍繞軍事工業(yè)開辦采礦、冶煉和運輸業(yè)，包括學習洋文、提倡某些“西學”、派人出洋留學等均是圍繞軍事。曾國藩曾說：“輿圖、算法、步天、測海、造船、制器等事，無一不與用兵相表里?！薄?〕可以說，在洋務派眼中，學習西方科學的最大功效便是能建立一支新式武器裝備的陸海軍，而“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4〕。但無論如何，洋務派畢竟把科學視作富國強兵的重要手段，并付諸行動，使國人領略了“格致科學

5、”的巨大力量。在洋務運動中，西方的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從微積分、代數、幾何、概率論到物理、化學、天文、生物、從蒸汽機、織布機到煉鋼爐，從輪船、火車到電報、電話等，相繼傳入中國。雖然洋務派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抨擊，后者指出“立國之道當以禮義人心為本，未有專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5〕，但這兩派思想并沒有原則上的對立，洋務派中的曾、李、左及張之洞等代表人物都是傳統(tǒng)的衛(wèi)道士，他們只是在“用”的層面上來提倡西學，目的仍是為了?！绑w”。李鴻章說過：“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薄?〕與其說洋務派不忍割棄與傳統(tǒng)的感情紐帶，更

6、毋寧說他們對西方文明及西學的認識仍局限在器物技術層次，他們在思想深處感到孔孟之道乃治國之本，亙古未變。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曾說：“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可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缙湫氖ト酥模惺ト酥?，以孝弟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為圣人之徒也?！钡故巧贁涤邢冗M思想的人物反成了孤獨者，郭嵩燾以其對“洋患”的深入研究，提出辦洋務必先“通其情、達其理”，在具體措施上，郭提出應

7、扶植中國的商賈，反對洋務派當時壟斷工業(yè)的做法，并比較了兩種方式利弊，他認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并說，“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應變，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審機”。郭嵩燾的這些思想已經超越了當時洋務派對西方文明的認識，成為士大夫階層中主張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驅，并為維新派思想開了先路?！?〕馮桂芬在《校ｂiｎ＠②廬抗議》中提倡“以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后來又提出改革內政等要求。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人在對西學的認識層次上也有一定的高度，除技術工藝外，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提出了變革的要

8、求。這些思想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朝野各階層中是很難產生共鳴和得到欣賞的，并且這些人本身也仍認為技術、工藝乃至社會政治制度只是拿來便可用的“器”，至于維護中國自身生存的“道”和“本”，則還是傳統(tǒng)的綱常名教，即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所說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