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詩和寫詩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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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譯詩和寫詩之間　　卞之琳、馮至和穆旦三位詩人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都是集詩人、翻譯家和學(xué)者的身份于一體的，他們力求翻譯和創(chuàng)作結(jié)合，理論和實踐結(jié)合，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結(jié)合。他們的詩歌翻譯不僅對各自的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共同推動中國新詩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以下具體分析三位詩人的詩歌翻譯和詩歌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guān)系并比較他們的異同?！　∈紫瓤幢逯盏脑姼璺g目錄：1930年，選譯法國詩人波德萊爾、魏爾倫、馬拉美等的象征主義詩歌，并在1930-1931年間發(fā)表于《華北日報》；1931年，譯法國詩人羅塞蒂《歌》、馬拉美《太息》；1932年，譯詩《梵亞林小曲》，譯文《魏爾倫與象征主義》；1933年，譯

2、波德萊爾詩《惡之花零拾》，馬拉美散文詩《秋天的哀怨》；1934年，譯英國詩人哈代《倦旅》，譯英國詩人艾略特著名論文《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1935年，譯奧地利詩人里爾克《軍旗手的愛與死》；1936年，譯法國詩人蘇佩維埃爾《老套》，譯法國詩人瓦雷里《失去的美酒》，譯愛呂亞詩《戀人》，譯法國阿波利奈爾詩《聯(lián)系》，出版譯文集《西窗集》；1943年，譯英國詩人奧登《戰(zhàn)時在中國作》五首；1945年，譯奧登詩《小說家》，譯艾略特詩《西面之歌》；1954年，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七首》和《拜倫詩選》；1957年，譯英國布萊克《短詩五首》；1983年，譯著《英國詩選（莎士比亞至奧登，附法國詩十二首：

3、波德萊爾至蘇佩維埃爾）》出版；1987年，譯奧登詩四首。①　　從以上譯作目錄中，我們可以梳理出卞之琳譯詩和寫詩之間較為密切的關(guān)系：第一，卞之琳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經(jīng)歷了從浪漫主義（新月派階段），經(jīng)象征主義（現(xiàn)代派階段）到現(xiàn)代主義（四十年代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潮）的發(fā)展道路，他的譯作也基本上經(jīng)歷了這樣的發(fā)展道路。他早期翻譯過英國浪漫派詩人柯爾律治的《古舟子詠》（1927年），1930年又覺得波德萊爾、魏爾倫和馬拉美等象征派詩人“更深沉，更親切”，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又開始譯艾略特、里爾克、瓦雷里、艾呂亞和奧登等現(xiàn)代主義詩人的作品。由此可見他在對現(xiàn)代主義詩歌方向的把握上，在譯詩和寫詩之間是相互支持

4、的。第二，卞之琳的詩作明顯地借鑒了他所譯詩人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手法。他在自選詩集《雕蟲紀(jì)歷》的自序中寫道：“我前期最早階段寫北平街頭灰色景物，顯然指得出波德萊爾寫巴黎街頭窮人、老人以至盲人的啟發(fā)。寫《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對于我前期中間階段的寫法不無關(guān)系；同樣情況是在我前期第三階段，還有葉慈（.Rilke）、瓦雷里（PaulValery）后期短詩之類；后期以至解放后新時期，對我多少有所借鑒的還有奧頓（W.H.Auden）中期的一些詩歌，阿拉貢（Aragon）抵抗運動時期的一些詩歌。”②具體的詩作像《長途》“有意仿照魏爾倫一首無題詩的整首各節(jié)的安排”，“《白螺殼》就套用了瓦

5、雷里用過的一種韻腳排列上最較復(fù)雜的詩體”③等等。因此，無論是從詩作還是譯作上來看，卞之琳對中西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發(fā)展融合都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　鸟T至的譯作目錄來看：1923年9月，譯海涅詩《歸鄉(xiāng)集》第九首；1924年1月，譯歌德詩《箜篌引》、《迷娘》，2月，譯海涅詩《抒情插曲》，4月，譯歌德組詩《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十四首，選譯海涅《歸鄉(xiāng)集》部分詩作，譯歌德詩《魔王》；5月，譯歌德詩《我的》；6月，譯歌德詩《拜月詞》；1925年12月，譯荷爾德林詩《Hyperion的運命歌》；1926年10月，譯詩《掘?qū)氄摺罚?2月，譯萊瑙詩《蘆葦之歌》；1931年，譯里爾克《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6、》；1932年，譯里爾克詩《豹》，里爾克散文《論山水》；1936年，譯里爾克詩六首；1937年，譯歌德詩《瑪利亞浴場哀歌》，譯《尼采詩抄》五首；1938年，譯著《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出版；1947年，譯《歌德格言短詩》二十首；1956年，譯作《海涅詩選》出版；1957年，譯歌德詩《普羅米修斯》，《掘?qū)氄摺罚?958年，譯海涅詩選《西里西亞的紡織工人》；1973年，譯海涅長詩《德國——個冬天的童話》；1982年，譯《歌德詩十二首》；1991年，選譯里爾克詩《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八首。④　　從這一長串譯作目錄中，可以總結(jié)出馮至譯詩的三個特點：第一，所譯詩作比較集中，基本上是歌德

7、、海涅和里爾克三位德語詩人，而且自始至終都對這三位詩人情有獨鐘；第二，譯作階段性較強，在北京大學(xué)讀書期間為第一階段，多譯歌德和海涅；在德國留學(xué)期間為第二階段，多譯里爾克；以后為第三階段，歌德、海涅和里爾克均有譯作。第三，有選擇性地吸收了所譯詩人的思想和手法。對于歌德，馮至曾說：“肯定精神、蛻變論、思與行的結(jié)合，我在中年時期從歌德的作品中體驗最深，獲益較多”⑤。對于里爾克，詩人幾乎從生命態(tài)度、詩歌精神到詩歌技巧的種種方面都進(jìn)行了借鑒。他在《里爾克——為十周年祭日作》這篇文章中寫到，“讀到他（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