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立派與“桐城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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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鼐立派與“桐城家法”【內(nèi)容提要】姚鼐及其所樹立的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學流派中的一大宗。有關桐城派的紛爭之烈，實為前所罕有。究其故，則姚氏及其弟子意欲“舉天下統(tǒng)為一派”、“奉桐城一先生之言”為不得移易之“家法”，實為訟爭的根本原因?！娟P鍵詞】姚鼐及其弟子立派桐城家法姚鼐及其所樹立之桐城文派，于清代文學史、特別是清代散文發(fā)展衍變史，無疑為關系至要之一大宗。然自桐城稱派于世，褒貶聚訟亦即紛沓而來幾乎與之相始終。文學分流成派，久已有之；流派立而宗旨趣向有殊，于是辯難歧疑時起，史亦多見。唯其紛爭之煩且烈，是非成見之深而刻，則為姚鼐開

2、派以前所罕有。究其故，姚氏及其門弟子意欲“舉天下統(tǒng)為一派”、“奉桐城一先生之言”（1）為不得移易之“家法”，實為訟爭的根本原因。古文而有“桐城”一派，據(jù)之史實，乃肇開自姚鼐。“桐城三祖”之名，系姚門弟子所追崇，今之論者徑稱方苞為“桐城派創(chuàng)始人”（2）云云，系昧于史實作隨意不根之談?！巴┏恰钡靡悦?，語源出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3）：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

3、于桐城乎?”鼐曰：“夫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無數(shù)十人名于史傳者。獨浮屠之俊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為宗，豈山川奇杰之氣，有蘊而屬之耶?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后嘗為鄉(xiāng)人道焉。按“程吏部”即程晉芳（1718—1784），字魚門，號蕺園，原籍徽州，江蘇江都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補吏部主事，充《四庫全書》纂修官，后特旨改翰林院編修。著有《勉行齋集》等，詩甚著名于世。周氏則乃周永年（1730—1791），字書昌，號林汲山人，山東歷城人。好聚

4、書，與程魚門均以藏書家稱于一時。據(jù)桂馥《周先生傳》（4）云：“其于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丘、方望溪?！蓖?，方苞字。程、李與姚鼐相交識于共修《四庫全書》時。周、程為同科進士。姚鼐成進士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雖其年少程氏十三歲，較周永年亦小一歲，然科名稱前輩。三人均宗“宋學”，宗程朱理學。魚門曾師事劉大櫆（海峰）受古文法，故與周氏有此共識語。《壽序》中“黃舒之間”指安徽舒城與黃山（歙縣所在）之間，桐城正處舒之南，徽州地區(qū)之西北。緊要語乃“釋衰儒興”。釋家禪宗門派殊多，實亦是釋家中土化，浸潤宗法社會風習故。姚氏語意

5、顯然已有“今殆其時”，欲成“其徒遍天下，奉之為宗”之勢態(tài)，是故表明響應“二君”，要“嘗（常）為鄉(xiāng)人道焉”。李詳（審言）以為：“魚門之言，干嘉時尚無敢以此號召當世。蓋去請老夫遠，一言不填，則詰難蜂起。”李氏認定需俟道光中葉以后，梅曾亮出，群尊其為師，“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此說未盡是，吳定所撰《翰林院修撰金先生榜墓志銘》（5）即可佐其時已“敢以此號召當世”之證：（榜）年三十一，高宗南巡，以詩賦蒙恩擢授中書舍人。越七年，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嘗一出為山西副考官，以父喪歸，遂不出。邃于經(jīng)，尤深于三禮。自江慎修開經(jīng)

6、學之宗，先生暨東原皆其弟子，由是新安經(jīng)學遂冠于時。桐城姚姬傳嘗曰：國朝經(jīng)學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識者以為知言。金榜（1735—1801），字蕊中，一字輔之，晚號檠齋，歙之巖鎮(zhèn)人，歙縣舊曾稱新安。此位狀元公暨經(jīng)學大師與陽湖張惠言等關系深密。其經(jīng)學成就見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國朝經(jīng)師經(jīng)義目錄》。金氏卒在嘉慶六年（1801），享年六十七歲。姚鼐（字姬傳）長其四歲，時年七十一歲，正結(jié)束掌教南京鐘山書院十二年辭歸，轉(zhuǎn)主安慶敬敷書院之際，其享高壽達八十五歲。清代“漢學”師承于乾隆年間成二大系列，即“吳派”、“皖派”，前者以

7、惠棟為宗師，后者則江永、金榜、戴震師弟成宗主。“古文之盛在桐城”七字足覘姚鼐借程、周二氏語，廣“為鄉(xiāng)人道”，擴大輿論，確在行動中。嘉慶六年上距為劉大櫆八十壽誕作序時僅二十年左右，尤可注意者又轉(zhuǎn)述于吳定之口。吳定（1744—1809），字殿麟，號澹泉，歙縣人，著有《紫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鈔》三卷。其乃劉大櫆入室大弟子，師從最久，與姚鼐先后成同門，又曾偕從姚氏主揚州梅花書院。吳氏以海峰高第弟子又轉(zhuǎn)而專治《周易》之“新安經(jīng)學”，張揚“古文之盛在桐城”說，其應和羽翼之力足稱姚氏功臣。但其時姚鼐此立宗開派言論，大抵初亦“不出二

8、三百里”，其寂寞心緒從《與王鐵夫書》（6）可見：昔桓譚有言，凡人忽近而貴遠。以鼐之不才，又于今世固所謂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者，而先生獨盛稱之，載諸文集，是其取舍遠乎流俗之情；而鼐獲不棄于賢哲，有不待乎后世之子云也，豈非幸哉!舉世滔滔，知己寧可再遇?……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瑋奇麗之振發(fā)，亦不可謂盡出于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