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證言——“我的閱讀史”之《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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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幸存者”的證言——“我的閱讀史”之《鼠疫》　　　　　　《鼠疫》與“文革”敘述　　記不清是1981或82年，我第一次讀到加繆的《局外人》和《鼠疫》。比較起來，我對《鼠疫》印象更為深刻?！妒笠摺返淖g者是顧方濟、徐志仁先生，上海譯文社1980年的單行本。因為有時還會想起它，在過了將近20年之后，我曾寫過一篇短文[1]，謹慎地談到記憶中的當時的感動：“在那個天氣陰晦的休息日，我為它流下了眼淚，并在十多年中，不止一次想到過它?！痹谶@篇文章里我說到，讀《鼠疫》這些作品的動機，最初主要是要了解在當時思想文化界熱度很高的“存在主義”。那個時候，薩特是眾多知識精英、知識青年的偶像；“存在先于本質(zhì)”，“自由

2、選擇”等是時尚的短語。加繆的名氣雖然沒有他那么顯赫，但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且也被歸入“存在主義”的代表性作家的行列。當時，我對“存在主義”所知不多（其實現(xiàn)在也還是這樣）。80年代是新知識、新學說、新方法紛至沓來，令人眼花繚亂的年代。從相當封閉的文化環(huán)境中走出來，求新慕奇相信是很多人都有的強烈意念?！拔母铩焙笪议_始在大學里講授“中國當代文學”的課程，那時的“當代文學”地位頗高，負載著傳遞、表達思想、哲學、感性更新的“時代使命”。求知欲望與唯恐落伍的心理，長時間支配、折磨著我，迫使我不敢懈怠，特別是像我這樣資質(zhì)平庸的人。這種緊張感，直到退休之后，才有所松懈、減弱[2]，也多少放下了那種“創(chuàng)新”

3、的面具意識?！　〈嬖谥髁x和薩特的進入當代中國（指的是中國大陸），自然并不始自“新時期”?！拔母铩鼻暗奈?、六十年代，薩特的一些作品，以及國外研究存在主義的一些著作，就有翻譯、出版；但它們大多不是面向普通讀者，主要是供研究、參考，或批判的資料的“內(nèi)部”出版物[3]。薩特和波伏瓦1955年還到過中國。他們的到訪，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親近“社會主義陣營”的和平民主人士、進步作家的身份。5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界對法國作家馬爾羅、阿拉貢、艾呂雅，對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肯定性評價，大致也主要基于這一角度。1955年我正讀高中，薩特他們的作品幾乎都沒有讀過，好像只在《人民文學》上讀過艾呂雅一些詩的翻譯，也讀過袁水

4、拍翻譯的聶魯達的詩；最著名的當然是《伐木者，醒來吧！》。薩特和存在主義雖然五、六十年代已經(jīng)進入中國，但當時的影響即使有的話，肯定也相當微弱；好像并不存在著相關(guān)思潮滲透、擴散的社會條件和文化氛圍。薩特在中國成為偶像式人物，要到“文革”之后。一般的解釋是，經(jīng)過“文革”，人們多少看到世界的“荒誕”的一面，但也竭力試圖建立整體性的新秩序和思想邏輯：這樣，薩特的存在主義凝聚了那些急迫要“走向未來”的人們的“問題意識”，提供了他們張揚個體的主體精神的情感的、理論的想象空間。另一個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薩特在1980年的去世。受到關(guān)注的公眾人物的去世，自然是一個社會性事件，正像加繆1960年因車禍去世在歐洲

5、產(chǎn)生的反響那樣，會更強烈地增加其關(guān)注度。中國一些感覺敏銳的外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適時地對其著作、學說做了有成效的譯介、推廣工作[4]，薩特和存在主義熱潮的發(fā)生便也順理成章?！　∥译m然是抱著了解當時被“分配”到“現(xiàn)代派”里面的“存在主義”的初衷，而拿起《鼠疫》的。但作品本身很快吸引我，在閱讀過程中，也就逐漸忘記了什么“主義”。在那個時候，我對加繆的身世知道得很少?！妒笠摺饭适掳l(fā)生的地點是阿爾及利亞北部海邊城市的奧蘭，但當時沒有系統(tǒng)讀過加繆的傳記（況且較完整的加繆傳記的中譯本當時還沒有在大陸出版[5]），因此我不知道加繆就在那里出生，不知道他的童年在那里的貧民窟，在“陽光和貧窮”中度過。不知

6、道二戰(zhàn)法國被占領期間加繆參加抵抗運動的具體事跡。不知道他曾經(jīng)否認自己屬于“存在主義”[6]。不知道他和薩特之間的爭論。不知道他接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薩特卻拒絕接受。甚至不知道他1960年1月3日死于車禍，年僅47歲。不知道和他翻臉的薩特在他死的時候?qū)懥藙尤说牡磕钗恼?。加繆是屬于這樣一類作家，他的個人生活、行為和作品之間的關(guān)系密不可分，具有無法剝離的“互文性”。面對這樣的作家來說，讀者在種種背景資料上的無知，在作品感受、理解的“方向”和“深度”上，肯定會有不言而喻的損失?！　〉还茉鯓诱f，閱讀者的接受“屏幕”也不可能完全空白。相信當時的另一些讀者也和我一樣，會帶著某些相同的東西（生活、文學的

7、問題，情感、思想預期）進入他的作品?！白运ナ酪詠怼保藗兛傄浴案髯缘姆绞?，針對當時所遇到的問題閱讀過他的作品”[7]。80年代我們的方式和問題，也就是當時社會生活和文學寫作的主題，即如何看待當代歷史和剛過去“文革”，以及如何設計、規(guī)劃未來的生活。因而，《鼠疫》的閱讀，在我這里，便自然而然地和當時涌現(xiàn)的大量“傷痕”、“反思”的作品構(gòu)成對話的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是相互的，中國的“文革”記憶書寫有助于發(fā)現(xiàn)《鼠疫》的特征；同時，《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