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名士風度到圣賢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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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名士風度到圣賢氣象　今天我將和大家一起探討魏晉和宋明兩個時期的人格理想，也就是“名士風度”與“圣賢氣象”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格理想及其內(nèi)在關聯(lián)?！懊匡L度”與“圣賢氣象”是士大夫們所追求的兩種理想人格類型，它們是魏晉與宋朝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產(chǎn)物，故而二者之間有著十分明顯的區(qū)別：魏晉名士往往是與不拘禮法、率性縱情、風流瀟灑、飲酒服藥的生活方式聯(lián)系在一起；而宋明理學家所追求的“圣賢氣象”則總是體現(xiàn)出一種憂患民生、兼濟天下、恪守禮教、修養(yǎng)心性的人生追求。　　其實，這兩種理想人格類型均是作為“學者——官僚”的士大夫的精神投射。中國古代豐富的人生哲學、人格理想的

2、學說，說到底均是一種士大夫精神的表達。士大夫是中國古代獨特的一種“學者——官僚”的社會階層，由于既從事社會管理又從事文化創(chuàng)造，故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士大夫精神、人格理想。無論是“名士風度”還是“圣賢氣象”，其實均體現(xiàn)出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我們希望對這兩種理想人格類型形成的社會條件、文化資源、內(nèi)在機制作一些探討，由此進一步思考它們在文化特質(zhì)、思想形態(tài)、價值取向上的內(nèi)在理路與相互關聯(lián)。　　一、魏晉名士風度　　魏晉名士風度的文化現(xiàn)象是與西漢以來出現(xiàn)的士大夫政治現(xiàn)象密切相關的，故而須從士大夫政治講起。應該說，西周封建制時代就有了宗法貴族的士大夫，并且也是

3、兼及道藝與政事。但是，決定封建時代士、大夫身份的是他們的血緣關系，這與后來帝國時代由文化知識及相關的科舉制度來決定士大夫身份是不同的。西周的士大夫階層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發(fā)生解體，其突出表現(xiàn)是政事與道藝的分離。在秦帝國時代，這種分離進一步制度化，出現(xiàn)了獨尊文法、專職行政的“文吏”與知識文化專業(yè)化的“學士”的不同社會角色的分立。但是，從西漢時期開始，隨著“禮治”與“法治”并舉，“儒生”與“文吏”開始融合，到了東漢后期，一種“亦儒亦吏”的社會階層完全形成，也就最終演生出了兼具行政功能與文化功能的士大夫。東漢時期完成的士大夫政治一直延續(xù)到中華帝國的末期，在傳統(tǒng)

4、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并產(chǎn)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驮凇笆看蠓颉彪A層的演化、形成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種對所謂“名士”推崇的現(xiàn)象。“名士”之所以能夠有名并受到推崇，當然首先在于他們作為文化知識占有者的學者身份，這是帝國時代士大夫們能夠成為居有高位的官僚身份的必要條件。所以，兩漢時期出現(xiàn)的大量“名士”，在主政者及民間社會的眼中主要是那些有才華、有品性、有學識的書生，并且許多往往還是不仕的民間學人?！抖Y記·月令·季春之月》中有“聘名士，禮賢者”的記載，而《注》云：“名士，不仕者?！薄妒琛吩诮忉尅懊俊睍r說：“謂王者勉勵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名

5、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钡?，到了合“學者——官僚”身份于一體的士大夫階層成型的東漢時期之后，人們指稱“名士”并不特別在意其“不仕”的身份，而是在意其士大夫特有的文化風貌、精神氣度。由于朝野的知識群體均普遍地追求這種士大夫所獨有的文化風貌、精神氣度，故而在東漢時期出現(xiàn)了一種推崇名士的社會風尚。這些士大夫們往往是“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薄　‰m然都普遍表達出對士大夫的精神氣度的推崇和標榜，但東漢之末與魏晉時期的“名士”之標準卻發(fā)生了一個十分重大的變化，東漢黨錮之禍前后所標榜的是“風節(jié)名士”，“名士”往往通過“

6、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行為表現(xiàn)出一種積極入世、敢于與黑暗政治勢力抗爭的精神。　　魏晉時期所標榜的“名士”，則轉型為“風流名士，海內(nèi)所瞻”。魏晉所追求的“風流名士”風尚，正是這種灑脫活潑、自在適性的精神自由和個性表達，甚至許多與儒家禮教相悖逆的縱情率性行為，往往成為魏晉名士風度的標志。譬如《世說新語》載王孝伯所說：“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薄　∥簳x時期風流名士的突出特點是個體意識的覺醒，這種個體意識的覺醒，使得魏晉名士全面關注、重視與感性生命、個體存在相關的一切價值：從追求外表的儀態(tài)容貌之美，到向往延年益壽的服

7、食養(yǎng)性；從情色生活的縱情享受，到口吐玄言的哲理清談；從尋求歸隱山林、率其天性的精神自由，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的及時行樂，總之，一切與個人肉體與精神生命有關的價值，諸如健康、長壽、美貌、智識、藝術以及精神享樂與肉體快感等都是魏晉名士所追求的。社會道德的“節(jié)義”不再是他們作為“名士”的人格標志?！　　笆看蠓颉碑吘故且环N合“學者——官僚”為一體的社會階層。魏晉名士為了處理好個體價值與禮治秩序、精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形成了魏晉名士所特有的雙重人格。　　“學者——官僚”的雙重身份，轉化為自然與名教、隱逸與出仕、精神自由與恪守禮法、真情與文

8、施、血性與世故的雙重人格?！　∑┤?，有關出仕與隱逸的兩種人生道路選擇方面，他們的內(nèi)心中一方面汲汲于功名利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