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龐士弘殘碑初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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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唐龐廓殘碑初識唐申州刺史韓國公龐廓（士弘）碑，新出土于陜西涇陽。碑現(xiàn)之后得友人石永安君悉心保護，不久即入藏西安碑林。按自1986年11月西安市和平門外施工時，意外發(fā)現(xiàn)柳公權書《大唐廻元觀鐘樓銘》碑，媒體雀躍，學界震動。此后20余年，悄然寂寥，未聞唐代巨碑出土。今申州刺史韓國公龐士弘碑，鳳毛麟角，堪稱巨制，深藏地下數(shù)百年之后，在仲山南、涇水北之興隆原赫然破土而出，為幾十年所未見，堪稱文化盛事。此碑未見于歷代金石著錄，所言龐氏身世仕途，亦可補史之缺。撰者似為貞觀名相于志寧；書者雖尚待推測，亦應非等閑之輩。有識之士，自應珍之寶之。幸者，石君知余與此略知一二，乃告詳情，并以龐碑首拓本見贈，遂得以赴實地考察，窺其全豹。此碑殘高208、寬90、厚25公分，螭首。額刻“唐故使持節(jié)申州刺史柱國韓國公龐使君之碑頌”20字，小篆。側刻蔓枝、連珠紋，碑下約四分之一斷殘，殊撼。缺座。共33行，每行字數(shù)不等，多者44，少者12。正楷，時有隸趣。碑之下部殘缺，言龐氏身世功業(yè)，亦如曾祖、祖、父及士弘本人，均難以卒讀。從現(xiàn)存文字看，以下幾點值得關注：一、龐廓之父龐玉為唐初開國功臣；二、碑主的史跡、卒年、遷葬時間及地點；三、龐廓與龐堅、龐履溫、龐同本的關系；四、此碑折斷和埋入地下之迷;五、撰、書者何人；六、書法趣味。 第一、龐廓之父龐玉為唐初開國功臣。碑文“公諱廓，字士弘，其先南……(南以下缺),應為“其先南安郡人也。”按南安在今之福建泉州一帶。據(jù)碑文并考以其他文獻，知龐氏祖上顯赫，世代公卿。碑云廓“曾祖景，魏天水安山郡太守、龍驤將軍，和州刺史、衛(wèi)將軍。周贈使持節(jié)……(以下缺)”,“祖徽，周載師大夫，隋使持節(jié)儀同大將軍……開國公鄴城大藩”云云。唯言及其父龐玉，不吝筆墨，值得關注。龐玉乃唐初名臣，迄今在江南紹興一帶被尊為城隍神?！缎绿茣妨袀鞯谝话僖皇擞裰氖缹O龐堅傳對此記述甚詳，云“秦王東巡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wèi)，悉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wèi)二大將軍，使眾觀以為模矱（音yue,尺度）……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怠，大小之務無不親。卒，帝為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碑文記龐廓“父玉，左武口（侯）大將軍，左衛(wèi)將軍，梁、越二州都督，左監(jiān)門大將軍……”有趣的是，對龐玉體魄魁偉和英武之氣別有一番渲染：“……韓襄公雄姿迥秀，宏才挺生，逸氣壯關張，英圖超衛(wèi)霍”，將其與三國關羽、張飛及漢武帝時衛(wèi)青、霍去病的功業(yè)相比。碑文稱玉“類越石之風神，同叔寶之儀范……博極五車，學詼才略，文華斧藻……儒術之冠，時英門稱通德人物之為世范。里號高陽，可謂標映朝倫師長推俗者矣?！北拇鬄榘龘P頌德之辭，與正史所記相比，并無更多有價值史料。但從龐廓碑中記其父長 約九行文字，可知后人一是頗以祖上龐玉事跡為榮，二是碑主龐廓在父親的光環(huán)之下難有大作為。而實記龐廓僅有四行，便“寢疾卒于申州館舍”。因殘缺故，細讀17行“詔授”以下應為龐廓事略。第二、碑主的史跡、卒年、遷葬時間及地點。龐廓《舊唐書》、《新唐書》均失載。碑文曰：龐廓“詔授使持節(jié)光州諸軍事、光州刺史”按光州乃今之河南信陽東部一帶，轄定城、光山、樂安、殷城、固始五縣，這是碑文中首次出現(xiàn)的碑主官職。下文“禮重絳節(jié)，榮重朱轓，政術聞于百城，威信播于千里”自為褒辭?！捌淠辏☉獮樨懹^十一年）襲爵韓國公，食邑(以下缺)……”按貞觀制，國公從一品，所缺為“食邑三千戶”?！笆四?，遷使持節(jié)申州諸軍事、申州刺史儀同大將軍……開國公”。按申州在今河南信陽西部一帶，轄義陽、鐘山、羅山三縣。“渤海之亂，繩方雚蒲之群盜于……”是龐廓的一次大功。渤海為今之東北及朝鮮半島北部，唐初時亂，后立渤海國，為大唐屬國，歲歲進貢?！盎换春?，恩結邵陵”，言其治理南方的功業(yè)。邵陵在今湖南邵陽一帶，文不寫其武功，而說“化被”和“恩結”，言其智也，仁也。碑云龐廓“口口二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寢卒于申州館舍，春秋（下缺）……”“二十”前缺年號，應為“貞觀二十年”。原因有二：其一，所缺二字被琢，顯系人為，琢后尚留“貞觀”遺痕。其二，按貞觀前只有高祖武德年號，僅九年。武德至開元間，并無一個年號超過十三年，故所缺為貞觀無疑。其三，以其父龐玉生卒推之，“貞觀” 亦甚合理?！柏懹^二十年（647）閏三月二十九日寢卒于申州館舍……”次行曰：“……亡,商客興罷市之慟，即以其年十月二十六日遷厝于云陽縣宜陽鄉(xiāng)黃龍原?！币蚱渫鲇诙觊c三月，故遷葬之“其年十月”應為“貞觀二十年十月”，即在當年。遷葬地點涉及兩個地名：“涇陽”和“黃龍原”。第一，涇陽之名，肇于三代。《詩-小雅-六月》：“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鼻卣淹踔傅茉鉀荜柧?。漢置池陽縣。符秦設涇陽縣，在城內建有行宮，即今存之太壼寺舊址。唐時改制。貞觀設道、州、縣三級，原縣之南部歸雍州涇陽縣，北部歸池陽縣。（2001年版《涇陽縣志》稱“貞觀元年（627）……今縣城南部屬關內道雍州涇陽縣轄”，似不確。按涇陽隋時屬京兆郡，唐貞觀改制，今銅川至淳化以南為京畿道，涇陽屬京畿道京兆府管轄。今銅川之北為關內道，遠至黃河之北陰山一帶。今縣城之南北均在京畿道內，與關內道無涉。）八年（634年），復云陽縣。故碑文稱貞觀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遷厝于云陽縣宜陽鄉(xiāng)黃龍原”，而不稱“涇陽縣”。第二，“黃龍原”的具體位置。按下文推測此碑原地未動故，則“黃龍原”應為今之縣西北興隆原無疑。興隆原背靠仲山，南望涇水，位居高地，周圍為鄭國渠（白渠）灌區(qū)，形勝壯觀，沃野萬頃，不失為一處風水寶地。值得關注的是，興隆原向未聞“黃龍原”之名，依碑文，唐時稱此地黃龍原為首見，應是地名研究新資料。 按貞觀制，一品塋地方九十步，且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如無意外，本應有龜趺在出土地附近潛藏。然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之瘋狂“躍進”，爛煉鋼鐵，社員多以所見之石料燒制石灰，故碑趺命運不可知也。第三、龐廓與龐堅、龐履溫、龐同本的關系。按《新唐書-龐堅傳》云堅為龐玉四世孫，碑云廓為龐玉子，則龐廓應為龐堅祖輩。另，陜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全唐文遺補》錄龐同本墓志，記同本“長壽二年（693）……八月四日,薨于留守所”,“其先南安人也，因官遷北，今為鼎州涇陽縣人焉……”與廓同籍。同本“父卿惲，唐左武侯大將軍……”余舊藏《龐履溫碑》拓本，按履溫碑立于開元二十四年（737）。此碑邵混之撰，唐四大隸家之一蔡有隣書。碑記履溫“南安人也……曾祖卿惲，元勛佐命，功臣第一等，左武侯大將軍，封口（疑為“韓”）國公，食實封四百戶，贈幽、平、燕、易、媯、檀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另，碑記履溫“祖同福，并州大都督府司馬、鐃州刺史左衛(wèi)將軍……”由此觀之，龐氏世代顯赫，皆出于涇陽，祖籍南安。第四、此碑斷折和埋入地下之迷。此碑為龐氏墓碑，樹于其封土之前，無理由意外搬遷，且樹碑處應為其舊宅近處。然而碑何以折斷，又為何埋入地下？按原碑除左側似在倒地時與硬物碰撞，導致殘缺邊沿第一行十余字外，碑面有明顯人為鑿損痕跡數(shù)字,其中“貞觀”二字引人注目。按宋時已有金石之學，拓本流傳甚廣。龐廓碑距昭陵近在咫尺，不能排除宋時已有拓本。 張彥生《善本碑帖錄》所錄善本較全，查其未見此拓；至于國外是否有此舊拓，尚不得而知。由碑文遭毀“貞觀”二字可知，顯系有人在拓后故意鑿去此關鍵兩字。上述之拓、毀或在宋元。而至明時，關中經(jīng)數(shù)次地震，尤以嘉靖三十四年（1556）八級地震為烈，藏于西安府學的大量碑版石刻幾悉數(shù)撲地，攔腰折斷者數(shù)以百計。由此推之，此碑顯應難逃厄運，或在此時折斷。若如此，則碑在大地震倒地后被埋入地下，迄今已四百五十年矣。碑面除有意無意所毀十數(shù)字外，其余字跡基本完好，且刀口清晰，可知埋入地下之后無人擾動。唯因如此，此碑出土為數(shù)十年來之罕見發(fā)現(xiàn)，其史料與書法價值不言而喻，自彌足珍貴。第五、撰、書者何人？碑末行曰“金紫光祿大夫行衛(wèi)尉卿檢校雍州別駕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于志口”，應為“于志寧”?！皩帯眱H存上部三分之一。按于志寧字仲謐，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曾授光祿大夫?！缎绿茣肪矶牛骸疤趪L宴近臣，問：‘志寧安在？’有司奏:‘勅召三品，志寧品第四?！畚颍卦t預宴，因加散騎常侍、黎陽縣公?！惫省伴_國公”以下應為“于志寧”無疑?；颉薄坝谥緦幾?，或“于志寧撰并書”。孰是孰非，待考。志寧曾與李勣修本草五十四篇,顯慶四年卒，時七十有八。以此推之，撰此碑文時應為六十五歲。志寧地位顯赫，文辭優(yōu)美，曾撰巨碑多處，如歐陽詢書名篇《皇甫誕碑》即是。又，懷仁集王圣教序末有“太子太傅尚書左仆射燕國公于志寧”等潤色云。 以志寧歷任官職，此碑即便另有人書，亦應名士也。按同類碑版型制，其下部約殘缺碑身三分之一大小視之，“寧”之后似應有書者，所缺位置刻書者職官。按志寧當時碑志撰文不少，卻未見其書法。史籍只記其子立政書法?！督鹗洝罚骸疤坪娱g元王碑，貞觀十四年于立政正書”，《佩文齋書畫譜》列立政入歷代書家。由此推測，碑末應非志寧撰并書，而是另有書者。第六、書法意趣管窺。如前所言，按于志寧之地位與身份，此碑書者應非等閑。以碑觀之，宗法歐體，卻不似率更險峻。歐陽詢“初效王羲之書，后險峻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贝吮写罅课淖种g架、用筆與率更極似，如“在”、“實”、“釋”、“神”“日”、“略”“使”等幾與《皇甫誕碑》無異，其歐書神采盡現(xiàn)。然碑中書法不時出現(xiàn)隸趣，如“不”、“史”、“平”、“長”、“十”、“三”等累見不鮮，凡末筆為捺者多有隸意。這種楷書夾雜隸味寫法，唐碑志中時有所見，且多在唐初，反映出魏晉到隋楷書的確立中，隸法尚未退盡之書學風貌。對于此碑而言，亦可看出書者希冀擺脫法度謹嚴的歐體桎梏，于規(guī)整的楷書中揉進隸法，融入變化與平和之美。2009年5月